敦煌藏经洞千古一叹.docVIP

敦煌藏经洞的千古一叹 　　1900年，中国农历的庚子年。 　　这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向西逃亡。 　　此时，远在西北方的敦煌大漠之上，一个姓王的道士正靠着化缘得来的收益，虔诚地对石窟修修补补。 　　这里是他的王国，皇城里的祸乱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影响。一天清晨，天气微凉，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石窟附近，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个刚刚清理完流沙的庙室。 　　庙室里破损不堪的泥像，让王道士心疼不已，他命人把一尊新的塑像装配在了庙室的台座上。这时，他注意到墙面上有一道裂缝，里面竟透出一道微弱的光。泥墙很快就被推倒了，当飞扬的尘土渐渐散落，所有人都惊呆了。借着微弱的光线，王道士看到这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洞窟内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经卷、印本、画幡和许多精美的铜佛，一时间他竟感觉有些手足无措。 　　藏经洞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王道士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天偶然的发现会改变他自己，乃至中国学术的命运。 　　王道士的虔诚与辛勤 　　“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表情”，初次见到王道士，斯坦因这样评价。 　　这个已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在1850年，小的时候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家乡灾荒而外出逃难。1875年以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当兵，退伍复员后就地出家当了道士。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他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都被西藏的喇嘛占据，人生地不熟的王道士只能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方式作为生活来源。光绪年间，像王道士这样依附佛教、寄居佛寺的做法，在肃州、安西、敦煌一带是很普遍的。在当地站稳脚跟后，王道士开始着手改善居住环境。曾采访过王道士的盖英群在《戈壁沙漠》一书中说，“他把山上的水引到一条水渠中，这条水渠沿着悬崖峭壁的底部流淌。他还在水渠的边上种植了一排排的小杨树，极为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这些小杨树”。王道士种的这些杨树，几十年后都长成了参天大树，荫护了几代莫高窟人。他还“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逐步整修了破损的洞窟，并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改造成了道教太清宫，使“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但是，王道士的做法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洞窟间的隔墙被打通以方便往来，许多佛像也被改造成了道教灵官。 　　经过王道士的一番努力，其所在的下寺势力逐渐壮大，与喇嘛的上寺、中寺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后来发现的藏经洞就是在他的管辖范围。 　　莫高窟由于地处鸣沙山下，其底层的石窟逐渐被从鸣沙山吹下的黄沙掩埋。19世纪末开始，在敦煌商人戴奉钰的倡导下，许多信众集资出力，进行了历时9年、规模浩大的莫高窟修复工程。初到莫高窟的王道士便积极参与进来，而他负责清理的石窟，主要就是下寺的“三层楼”。 　　“三层楼”是当时的人对莫高窟第16窟、第365窟、第366窟的统称，原称“三层洞”，王道士在清理流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藏经洞就在第16窟的甬道北壁上。 　　敦煌的民间绘声绘色地流传着发现藏经洞的另一种版本，被张大千和谢稚柳记录了下来：王道士在请人清理完16窟甬道的积沙后，雇用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在炎热的夏天，杨某在16窟甬道内找了个清凉的地方伏案抄经，抄到疲惫或空闲时，就用芨芨草杆点火吸旱烟，为图方便，他总是把燃烧剩下的草杆插入墙缝。某天，他把草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墙壁竟发出了空声。杨某立刻告知王道士，并在众人的合力之下，推倒土墙，发现了已封存上千年的藏经洞。 　　藏经洞封闭之谜 　　藏经洞是敦煌研究院今编第17窟，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内部空间很小，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四壁向窟内略倾，除去低坛占去的空间，可利用的空间约有19平方米。这个狭窄的“黑洞”里面堆满了无数的白布包，每个布包中裹着十几卷古老文书，有的布包下还有绢幡佛画，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铜木法器等，以致两个人同时挤进去都有些困难。 　　这座蕴藏着中华文明巨大能量的洞窟，包含着5万多件记载着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十四个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文献种类约5千种，堪称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大百科全书”。这些资料的时间跨度600多年，历经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各代，除汉文以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法卢文、梵文、粟特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有些还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经济、政治、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 　　藏经洞原为一个叫洪（biàn）的名僧的禅房，在他圆寂后，弟子把他生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