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回收容遣送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其体现的策略.docVIP

公共政策分析作业： 强制性收容遣送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安顿和管理。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把流浪乞讨人员救济与妓女改造一起统称为生产教养工作，统一交给政务院内务部主管。20世纪50年代，内务部在全国各地设置了900多所生产教养院，统一收治了40多万流浪乞讨人员。经过10多年的努力，于1961年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改造完毕。20世纪50年代末，3年自然灾害的出现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地方又重新出现流浪乞讨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日益松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与之相伴随，流浪乞讨人员大量涌入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1982年国务院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流浪乞讨人员视为影响社会治安的“盲流”而给予强制收容遣送。结果在实践中出现把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泛化到“三证”不全的人，出现“孙志刚案件”等一系列违反人权、人道，违反宪法的事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强烈谴责。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同时废止了实行20几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也显现出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进步。收容遣送源于建国初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从最初对游民的收容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和遣返。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中的流浪者，最初是用来对涌入城市的无业人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的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是一种社会救助和维护城市形象的行为。 1992年代初，国务院《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的出台，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此后，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不断博弈，收容遣送制度逐渐在实践中脱离原来社会救助的立法原意，逐渐演变为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沦为一项严重威胁人权的带有惩罚性的强制措施。随着收遣适用对象的扩大，收容站亦都以生活费、遣送费、城市增容费等名目收费，被滥用于乱收费、勒索、非法拘禁、强制劳动我们党和我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加强人权的保障，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断将人权的具体化、法律化，以使全体人民实现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人权进一步得到维护和加强。收容遣送以“有罪推定”的方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行动自由和择业的自由。收容遣送也侵害了公民的经济权利，以教育、救济、安置为目的的收容遣送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创收的途径救济为何还要家属负担遣送费、伙食费？收容遣送也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城市公民与农村公民被人为地加以隔离。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得到法律上承认的平等的人格开国的元勋领袖们曾经设计着国人有迁徙的自由，并把它写进了宪法可到了1958年1月9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出台了，当时的中国似乎只有走这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即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城市化。而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民涌入城市，保证了农村有足够的劳力向城市提供低价的工业原料，也保证了城市能减轻人口负荷、低成本高效率运转。于是进城的农民成了“盲流”，成了收容的对象，城市人与农村人在事实面前得到了法律上不同的人格国务院1982年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其本质也属救助性质。当时的收容遣送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要饭、流浪人员，为其解决吃饭、住宿、回家等生活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增强，更多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功能。同时在执法实践中，由于行政执法人员队伍素质的欠缺，出现了一些偏颇和问题，扭曲了其社会救助的性质。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的最终通过施行，将使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功能更加凸显出来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被收容并致死，其家人多次找有关方面反映未有结果。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较大篇幅披露了这一重大恶性事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大关注。舆论和公众的声音，很快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均批示要正确对待案情，坚决严惩凶手。在此后一个星期时间内，13名涉案人员纷纷落网，并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时，以孙志刚案为由头，中国政府废止了运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扫除了障碍，影响极为深远通过孙志刚案的处理，我们看到，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