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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总论》案例分析 案例教学： 案例1：被告人王某于1998年3月7日手持一张信用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卡上存在500元人民币，王某欲取300元。在取款时由于操作失误多加了一个零，取300元变成取3000元。没想到，自动取款机并未因操作失误而拒付，而是果然吐出3000元，使王某大为意外。王某出于好奇，又操作一遍，结果自动取款机又吐出3000元。此时，王某已经知道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但出于贪心，王某又先后从自动取款机取出人民币2万元，占为己有。案发后，王某认为又不是我到银行去偷钱，是自动取款机把钱主动送给我，王某的辩护律师也认为这是一个不当得利的问题，属于民法调整的行为，不构成刑法中的犯罪。 那么，本案到底是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中的犯罪呢？ 【解析】王某第一次获得3000元人民币，是操作失误所致，具有不当得利性质，但后来他明知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还多次取款，这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进行盗窃的行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由此可见，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2：1991年和1996年，被告人张子强等人将在内地非法购买的一批枪支弹药偷运到香港。1997年9月，被告人张子强等人经密谋并由张子强出资，在广东省汕尾市非法买卖大量炸药、雷管和导火线，偷运香港。此外，被告人张子强一伙在广州等地经多次密谋策划后，分别于1996年5月和1997年9月在香港绑架了李某、林某和郭某，勒索巨额赎金。在本案中，就走私枪支、弹药罪而言，从内地走私到香港，属于跨境犯罪。就绑架罪而言，预备行为发生在内地、实行行为发生在香港。那么，内地的司法机关对张子强案是否具有刑事管辖权呢？ 【解析】张子强案虽有一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香港，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行为发生在内地，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司法机关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由于张子强在内地被捕获，因而内地司法机关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正确的。 案例3：被告人高建生，男，24岁，某市建筑工人。1985年7月16日上午，高将所骑的摩托车停放在本市城区中山南路民用电器贸易中心门前的便道上。此时恰逢三轮车工人康桂泉（男，66岁）为该贸易中心拉货至该贸易中心门前。康认为摩托车“碍事”，将车挪开。高建生不让动。争执中，摩托车被碰倒，高建生便用右手打了康左胸一拳。康仰面摔倒在马路沿儿下，当即“伸胳膊，蹬腿，张嘴”。在群众的协助下，高将康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尸体检验报告称：（1）死者康桂泉患有高度血管粥样硬化，形成夹层动脉瘤，因瘤破裂，引起大出血，心包填塞死亡。（2）死者胸部左侧有皮内出血，符合被拳击伤的情况。此一拳可使夹层动脉瘤破裂。在本案中，被告人高建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 【解析】本案高建生的行为与康某的死亡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那么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应当认为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高建生虽然不知道康某患有动脉瘤，但康某已是66岁高龄，拳击致其胸部左侧皮内出血，这是一种故意伤害行为，死亡是故意伤害的加重结果。 案例4：被告人王某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两次。1999年6月5日晚，王某又在某市火车站候车室，趁一旅客熟睡之际将其提包偷走。出站时被查获，提包内有“五四”式手枪一支、人民币200元以及衣物等。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王某只承认自己想盗窃财物，没料到提包里有手枪。问题：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枪支罪？ 【解析】盗窃枪支罪必须要有盗窃枪支的故意，即明知是枪支而盗窃才构成盗窃枪支罪。在本案中，并未认识到提包内有枪支，因而主观上不存在盗窃枪支的故意，不构成该罪。 案例5：被告人王某对甲有仇，遂出资5万元雇使张某去除掉甲，张同意，并将欲杀甲的情况告诉其妻陈某，陈某不仅不加制止，而且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帮张买来一把尖刀用于杀甲。在陈某的帮助下，张某作了充分准备，于某晚潜入甲的家中，当时甲不在家，见甲妻乙正在床上睡觉，顿起歹意，就把乙给强奸了。等到甲回家，又把甲给杀死。问题：对王某、张某和陈某应当如何量刑？ 【解析】本案是一起较为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中王某属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犯罪处罚，应定主犯。陈某是帮助犯，应当按照她所帮助的犯罪处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王某与陈某对于张某的强奸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呢？强奸罪是张某临时起意所犯，属于实行过限，王某与陈某教唆与帮助张某犯的是故意杀人罪，对强奸罪既未教唆亦未帮助，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对于张某应当按照故意杀人罪与强奸罪实行数罪并罚。在故意杀人的共同犯罪中，张某是正犯，直接实施了杀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以主犯论处。 案例6：被告人陈某上厕所时把女儿放在外面靠篱笆站着。陈在厕所内听到女儿哭声，出来见女儿扑倒在地，将其抱起见脸上、嘴上都是鸡屎，怀疑是站在女儿身边的杨某（男，4岁）推倒的，就抓住杨的左肩使劲“一推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