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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个性与济世载道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书报告 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交织着表现个性和国民性的矛盾运动。他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史观可以用彰显个性和济世载道来加以阐释。 关键词：言志与载道 明末文人 周作人 出世 入世 一 “言志”和“载道”的辨析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 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周作人认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铸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载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1]简言之，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 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 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 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 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 （二） 1927—1937年 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认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东西———‘道’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