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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主持人的审美流变及其文化隐喻 　　摘要 主持人作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显在符码，在个性化表达与整体性适应的合力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想象。首届央视春晚至今，三代主持人用自己的舞台形象书写了独特的时代文化精神。在主持人的风格流变中，不难窥见电视文艺审美范式的转变，文化隐喻的时代映现以及全民想象共同体的达成。可以说，对春晚主持人的文化阐释，某种程度也是对不同时期电视文艺领域中“中国性”的阐释。 　　关键词 春晚；主持人；电视；文化隐喻；时代流变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持续了30余年，且长盛不衰的超级文化奇观，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这道独特的风景线所辐射出的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春晚是一道丰盛的年夜大餐，那中国社会文化版图中所特有的官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则在这道大餐中彼此角力，争奇斗艳，共同形塑了一种复杂多元的意义空间。而春晚主持人不仅成为这道大餐中重要的符号化表征，更带有强烈的审美文化指涉性。从高扬人文精神的80年代，到搭乘在高速经济列车上的90年代，再到众神狂欢、全民娱乐的21世纪，一代代的春晚主持人在个性化表达与整体性适应的双重合力下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旨趣，他们以流动的审美观缝合了整场晚会与观众的认知视界，建构了“天涯共此时”的国族想象，更生动诠释出不同时代中文化思潮的变动不居，反映出文化领导权的编码策略。在微观（主持人个体形象）与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渐涉深水）与上层建筑（从意识形态的宣教机制到消费主义与国际化视野）、编码（多维文化符号的介入）与解码（观众的解读）的关系框架中，主持人作为历届春晚权力话语的人格化载体，俨然成为了国家意志与时代风尚的缩影。 　　一、审美范式的转换：从意识形态的神话到全民娱乐的对话 　　纵观30余年来春晚的主题，尽管细节略有不同，但基本锁定在“团结”“欢乐”两个关键词上。其含义显而易见，“团结”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欢乐”则意味着社会和谐、喜庆、祥和等全民现实理想的达成。如果说前者作为一个恒定的主导文化坐标，尽管表现形态不断演进、革新，核心思想却矢志不渝的话，后者则在不同时代语境下被赋予了大相径庭的内涵。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精神松绑，到全民致富的美好希冀，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性娱乐浪潮，在春晚的舞台上，“欢乐”主题的现实意义总是被不断刷新、改写。 　　事实上，1983年的首届春晚，也恰恰是脱胎于上世纪60年代原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前身）所策划组织的三次“笑的晚会”。主创人员在延续了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国外电视台的演播室布局，“布置了一个茶座式景区，演员分散围坐着，既是表演者，又是现场观众”。在主持人职业身份尚不明晰的当时，导演大胆使用王景愚、刘晓庆、马季和姜昆串联整场节目，将欢乐的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历史背景下，马季大胆提出，“咱们春节晚会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就是让观众笑痛快了，节过好了，晚会就成功了”。值得玩味的是，马季的一句“别讲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富含了一种新的政治观念，亦即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历史性确认。主持人的审美范式则因此而展现出轻松、活泼、诙谐、幽默的娱乐化色彩。整个80年代，春晚主持人在“乐”字上下足功夫，开启了中国电视文艺的历史性转折。这意味着对旧时代的挥手作别和对新时代的期许与向往。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渐涉深水，电视文艺理念的日趋成熟，主持人形态的专业化进程加剧，赵忠祥和倪萍两个名字一度成为了春晚的代名词，他们在舞台上的审美趣味反映了整个90年代电视文艺的美学思潮。作为一个标杆性人物，赵忠祥的春晚经验从1984年一直延续到1999年，创下了12年不变的出场纪录。而他本人，也在观众心中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审美想象。他自然、亲切、老成持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和中国电视传播语言的精英化艺术旨趣在赵忠祥荡气回肠、慷慨激越的音声化表达中得到集中体现。他的声音仿佛是将民族、家国、历史、岁月的厚重感高度概括而形成的抽象精神体验，借用罗兰?巴特的美学理论，赵忠祥的声音艺术是将春晚的宏大叙事“自然化”的绝佳表达方式，塑造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传播“神话”。作家王昕鹏在《赵忠祥：潇洒的深处》一文中，更将赵忠祥的声音称为“国声”。基于此，我们将其理解为一段时期内中国电视文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符号和文化领导权的成功实践显得毫不牵强。 　　与赵忠祥的国族审美形象形成鲜明呼应的则是倪萍的柔性之美，在她的主持艺术中，官方话语与大众话语实现了巧妙的对接，她以真挚、朴实的情感和中国妇女特有的贤淑形象抚慰了社会转型期国人悸动、焦躁的心绪，进而获得了日常化的审美体认。有人评价说，倪萍是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