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文献综述.docVIP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DavidE.Blooml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 “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E.Blooml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 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做了一些研究，如蔡昉、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陈友华等学者具体论述了人口红利形成机制的人口学原理，以及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数量界定。 二、人口红利相关文献综述 1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提出便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即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他预测，人口红利能让中国继续保持20年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文在《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抓住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劳动人口减少后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正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为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赢得了时间。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分不开的。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博士在论文《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分析了快速的人口转变把中国带入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汪小勤、汪红梅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说明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来推动经济增长，即劳动参与率、储蓄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通过数据说明“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后利用哈罗德中性的总量生产函数，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两个方面来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充分发挥。 但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他在反思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他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积累及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拥有怎样的人力资本，以及样开发和利用它。他从理论上对人口红利说进行拓展，细化了人口红利的研究，从投资、人口迁移、人口结构转型 、老年人再社会化四个角度提出了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变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侯东民认为用纯粹的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比与实际的抚养比相差甚远，以抚养比为基础构造的人口红利论将带来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实质的错误解释。跟随快速人口转变而来的劳动力丰富时期，很可能是人口问题惯性展现期，而不是什么人口红利期。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平认为，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发展之路。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比较优势，去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 2人口红利衰减或刘易斯拐点说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