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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极客玩转环保公益 　　刘春蕾给自己的定位很准确――通过高精尖技术助力环保公益，保证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并推动环境整治与改善 　　大多数人还在戏谑调侃“IT拯救世界”时，一些先行者却把目光投向“DT”（Data Technology，数据处理技术），用数据技术来做公益。且不说改变世界，至少先改变你周围1km吧，刘春蕾就是这么打算的。 　　这个想法缘于一次糟心的购房风波。 　　2007年，刘春蕾入住新房却被不时传来的恶臭困扰，原来小区附近有个垃圾填埋场。长期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刘春蕾具备典型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产品思维，虽然垃圾场最终搬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他知道更好的办法是预先避免自己处于类似境地。譬如，如果有一个反映环境危险的地图，人们用它预先查到潜伏在周边的污染源，不就可以规避环境风险了吗？ 　　灵光一闪，任职于世界500强通讯企业的刘春蕾立即召集4个小伙伴着手研发可以预警的电子地图。2012年5月，名为“危险地图”的创意app上线，只要任意输入一个地点，就可以即时查询到其周围潜藏的污染源。地图中囊括30个省份的1万多家国控污染源和部分省控污染源，包括涉铅企业、危险废物处理厂、石化炼油化工、飞机场、环保部重点污染监控点等。 　　公益让技术具有人性的温度 　　4年前，类似这样的互动式环境风险地图十分稀缺，刘春蕾也没预想到反响不错，“很多环保NGO和基金会跟我们联系，我们发现他们需要个性化的污染地图，但缺乏相应技术和数据支持。”摸着了痛点和巨大的需求空间，刘春蕾索性辞职成立“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青悦”），陆续推出名为“青青地图”的环保地图互动开放平台、“随手拍污染源”的手机定位应用软件、空气质量历史数据库、地表水质历史数据库等公益产品。 这些地图内置了海量环保数据，对外提供技术支撑，帮助没有能力开发地图的个人和组织免费创建个性化的环境风险地图。 　　在DT时代，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在开放、共享层面存在众多壁垒，尤其是中国环保信息披露方面，虽然从2003年开始有所进展，但距离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还存在不小差距，信息的搜集和整理非常艰难。刘春蕾团队的数据源除了环保组织、专门机构或个人，更多是从政府相关环境部门获取公开信息。 　　“政府的环境信息和数据公开程度较差，很多数据不公开，很多数据以pdf、图片、word等不便于二次利用的方式公开，甚至有些数据还采用了加密等手段防止公众应用，”为此刘春蕾很重视与政府的沟通交流，多次申请信息公开，并发布空气质量、饮用水、企业排污许可、生活垃圾处理等环境指数的调研报告，向需要改进的被调研单位发送建议信，向环保部办公厅寄送报告。 　　刘春蕾形容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技术公益”，更具体地说他是用信息化技术推动环境保护，做政府和市场都不愿做、不能做，但又确实需要有人做的支持性工作。“对企业而言，很难找到盈利模式，因为用户量、需求量太小；对政府而言，没有足够预算，又缺乏灵活性，所以政府、企业他们都不做，这就是我们的空间。” 　　但“青悦”并非纯粹的技术服务商，刘春蕾建立“开放环境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对外的开放共享，“社会价值第一，经济价值第二，开放数据的最大用处在于一万个人可以有一万种想法来利用这些数据，从而产生无数的社会价值，而不仅仅用于环境保护。” 　　技术研发出身，刘春蕾深谙技术的效能究竟有多大，在他眼里，技术在各个领域都是倍增器。他看得清楚，如果数据和技术只攥在他们小团队手里，最多产生的是无数个地图类产品，但放开支持科研及NGO项目，其社会价值将呈指数级放大。 　　早在做“青悦”之前，刘春蕾就在JA China 长期担任志愿者，如今从志愿者到技术公益运营者，他对技术、对公益体会更深。“技术是中性的，技术公益让技术具有了人性的温度。要把成熟实用的技术转移到像环保这样属于社会刚需的领域中来，这样效能更大。” 　　做了几年的技术公益，刘春蕾对如何少走弯路有自己的独门经验。“要做政府和企业都不愿做、都不会去做的事情，找社会确实需要但缺位的痛点。一切工作都要保证在法律的框架下，主动对接中央顶层设计，从帮助政府更好地做工作的角度做事，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通畅沟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技术为公益赋能 　　当技术被应用于环保公益领域，在带来巨大效能的同时也一并会造成各种技术风险。“在技术安全和数据安全上，公益与其他行业一样，需要防范这些风险问题，而且环境问题牵扯到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非常复杂，要想产生些改变，必须在这个生态圈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开放、共建、共享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刘春蕾给自己找的位置很明确―以信息技术促进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发展。 　　技术不是万能的，这是技术公益践行者们极容易忽视的一点。刘春蕾选择从“公众参与”切入，链接政府、企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