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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是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影响者 　　人物周刊：整个时代的需求变了，你会想什么？会有危机感吗？ 　　郭德英：危机感一直是有的。我们这个行业技术的竞争很快。你看3G还没有四五年，马上4G。4G没有三两年，大家说5G。这个行业大的技术转化也就是五六年时间。 　　提到互联网，我们既是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影响者。因为这个行业变化最大，我们受影响最大。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手机就是一个接口，并且未来还要跟很多智能穿戴设备连接。很多东西还没有标准的时候，技术又发生变化。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还要面临消费市场的趋势变化。 　　 　　人物周刊：会不会依然存在技术投入与市场需求不那么融合的矛盾？ 　　郭德英：技术和市场的需求还是有一些矛盾要去平衡。从3G到4G时代，当时大家想象的是一个数据线路的带宽会扩大。但是消费者不一定理解。消费者的体验是速度快一点，方便。就好比高速公路给你修好，可以走120公里/小时，但这个车跑不到120。技术和用户的体验还有行为，不是完全匹配的。 　　现在最难的是，手机是消费生活，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也感觉不到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捕捉到这个需求，还要把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技术好，那个技术好，可是都移植过来的时候，这些东西用不了反而会带来麻烦。重要的是从这个需求里找出真正消费者的痛点。 　　人物周刊：人很难克服惰性，惰性应该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之一。你是怎么把人性的弱点嫁接到产品的使用中来的？ 　　郭德英：科技一直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否则没有价值。但是消费者自己都把握不准喜欢什么。为什么？因为提供的东西最终要有一个平衡。大家都说手机要做大一点，希望电池大一点，能用一两天不充电，但是真正给你大电池，又说这个重不好带。为什么不能用小电池待机时间又长呢？这个问题技术一定能解决，也许是十年后解决。但是今天解决的平衡点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要去观察。就像大家说手机做得薄，多少为好，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发现卖了一段时间这个不流行了，太薄拿在手里没感觉。但是厚重感到多少是好的？这需要去调研、实验，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好就好，因为你的应用场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做这个行业难就难在技术这么难，还要做一些时尚的东西，还要结合人的心理，你才有可能把握住。 十年后，手机也许就内置到我们大脑里了 　　人物周刊：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智能终端，会在未来多长时间达到新的瓶颈？ 　　郭德英：现在必须要放到无线互联网这个领域来理解智能终端。发展中国家无线互联网的渗透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需求，应该是无止境的。 　　困扰大家的手机电池问题，现在技术都没有解决。能不能用一个月，半个月也行，至少一星期不充电？这个技术都在实验室天天说，还没有真正用到实际产品中。显示屏幕，大的时候不好拿，小的时候要看复杂文件还是觉得大屏好，或者视野不够宽，上下关联看不见。 　　未来到虚拟现实的时候，手机电源、处理速度的要求又高了，可能需要比PC级还强大的CPU。仅仅从这个角度考虑，这几年是不是到了边界？ 　　如果仅从现在来看，（屏幕）5寸、6寸、4.5寸，折腾来折腾去，似乎也到头了;分辨率折腾到FHD，已经感觉很好了。4K屏、8K屏，技术上都可以做出来，但消费者已经感知不到其中的细微差别了。这时，我们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但大家又会提出别的问题，能不能做成卷曲屏，能不能手滑一下再拉一个屏出来。技术确实需要进步，从想象力来看还有很大空间。 　　大家也都意识到，这还不是一种科学幻想：未来手机有可能是内置到我们大脑里的，很快会到来，也许十年、五十年。未来的智能化，可能通过芯片把人类需要的很多东西，比如咱们学的中文英文，直接植入到大脑里，还可以新加词汇来交换。现在是靠手机来实现，但芯片体积越来越小，达到分子级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心脏起搏器一样植入？甚至手上放一个芯片。 　　人物周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植入智能芯片，人与人的区别在哪里？ 　　郭德英：大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需要拍照，需要上网速度快，内存能更多，但是每个人社交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用的手机又是不同的。未来我相信包括机器人也一样，可能我家的机器人和你家的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些行为不同，（智能产品）慢慢习惯我的行为。这叫经验数据，用外面获取的数据来做未来的预测。 　　未来，这一定是个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话，必须得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甚至我们去设想，未来这样的技术、产品跟人类的发展是不是匹配的？人类发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郭德英给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演示手机 11个亿的海外市场，没有护城河 　　人物周刊：在价值与技术的双驱动认同下，酷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你的思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