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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人团”：挽狂澜于既倒 　　长征开始后，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编在第一纵队，一道行军，故又称中央队“三人团”。王稼祥因在作战中受重伤，只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大病初愈，没有完全恢复，也坐担架随队行动。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骑马行军。长征之前，他们仨就对最高“三人团”的错误领导产生了怀疑与不满，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抵制，被最高“三人团”排挤出权力中心。在行军途中，他们三人一同行军，出于对党和红军命运的深深关切和强烈忧患意识，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最高“三人团”的错误，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组织任命的，也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是人们对他们的一种称呼。 　　 　　请毛泽东出山 　　由于战事频繁，最高“三人团”忙于战事，无暇他顾，把中央队“三人团”晾在了一边，为他们深入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中央队“三人团”在军事路线上取得了共识。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毛泽东提议，红军向贵州前军，得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赞同。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向贵州进军。然而博古、李德仍然继续坚持最高“三人团”的原定计划，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觉得忍无可忍了。他们一致认为，不取消最高“三人团”的错误领导，就不可能扭转红军被动挨打的危险局面。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桔林中休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说：“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当即表示赞同，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桔林密谈”。随后，王稼祥将他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王稼祥对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去！”“桔林密谈”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军军团领导人都知道了，都赞成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前，中央队“三人团”准备好了发言的内容。在博古、周恩来报告结束之后，张闻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深刻地批判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王稼祥明确提出，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最高“三人团”。朱德、刘少奇、陈云等纷纷发言，严厉批评最高“三人团”的错误指挥。会议最后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的权力，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经过商量，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为发扬民主，红军每次遇到重大问题，都集体讨论，非常不利于军事指挥与作战。由于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或“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与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表明，“三人团”这一新的领导体制是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所需要的。 　　在新“三人团”的领导、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渡过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翻越雪山，于1935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19日，张闻天在沙窝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捎信给会议，建议由毛泽东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统一领导的权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