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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8日，受访者陈文英，采访者卢彦名，南京，中国。” 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USC Shoah Foundation）的视频文件及后期制作主管扎克在镜头前打了场记板后，采访开始。 　　90岁的陈文英背对着客厅的窗户，斜坐在轮椅上，黯红色棉袄裹着老人瘦小的身体，略显臃肿。她女儿说，不久前，老人因不慎摔倒骨折了。 　　客厅里除了陈文英，只有作为采访者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研究员卢彦名博士以及摄影师、录音师。 　　另一间屋子里，则坐着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以下简称“大屠杀基金会”）研究文献部主任凯伦?江格布拉及其助手方程，陈文英的女儿陪在一旁。 　　面对镜头，陈文英回忆道：1925年，自己出生于一个纺织商人的家庭，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哥哥。在南京大屠杀中，她的哥哥被射杀了，对她格外好的三姐被日本人强奸后又惨遭杀害。讲到三姐时，老人有些抽搐，流出了眼泪。 　　监视器后的凯伦，转头问老人的女儿，需不需要停下采访。女儿说，不要紧。凯伦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断采访。 　　陈文英老人是这个团队采访的第35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35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8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94岁。 　　“我们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员工，他们被称之为内容生产团队，在世界各地按照我们的流程记录幸存者的证言。”凯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3年，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世界动容。在次年举行的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和第51届金球奖上，影片各获得7项大奖。之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电影全部所得成立了大屠杀基金会，致力于记录和保存大屠杀幸存者的影像证言。 　　如今，大屠杀基金会已搜集了5.3万多位幸存者的证言，涉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 　　2012年，大屠杀基金会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始合作，共同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年底，拍摄团队用普通话采访了首批12位幸存者。第二批18位幸存者的采访在2014年秋天完成。这一次，该团队计划采访第三批20名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的影像证言除了被纳入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视觉历史与教育影像库以外，还将被剪辑成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通过美国知名传媒集团NBC环球发行。 　　“只有这样，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才不会被遗忘。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会影响中国，还会通过我们的数字平台影响世界。”凯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小历史中的大历史 　　“我已经太老了，也不想再看外面的世界了，更不想再参加和大屠杀有关的活动了。”采访进行到约四十分钟时，泪水再次从陈文英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她攥紧了膝盖上的暖水袋。长时间陷入对过往痛苦经历的回忆，让陈文英的情绪有些难以自已。 　　“停，我们休息一下。”凯伦暂停了拍摄。 　　凯伦格外注意受访幸存者的情绪。在采访开始前，凯伦单膝跪在轮椅前，握着老人的手：“您好吗？如果一会采访中觉得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停下来。” 　　她一再向老人确认，是否对灯光感到刺眼。而在布景、打光、试音等拍摄准备工作完成后，除了采访者卢彦名博士以及摄影师、录音师，其他团队人员要么进入监视器所在的房间，要么撤到了门外。 　　在老人休息的时候，凯伦将卢彦名拉到一旁，小声交谈了一阵，希望在下一段的采访中补充几个问题。 　　因为陈文英提到她在大屠杀结束后曾给一家日本商人带小孩当保姆。凯伦希望卢彦名问一下她，既然她的哥哥姐姐死于大屠杀，她再去日本人家当保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去日本人家当保姆？如果日本人提议要带她去日本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真有那样的机会，她会不会去日本？ 　　但凯伦也一直对团队强调，不能强迫一个幸存者讲她不愿意讲的内容。凯伦曾告诉卢彦名，如果发现幸存者情绪比较激动或是避讳谈一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停下。 　　卢彦名是大屠杀基金会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合作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记录项目的采访者之一。而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员，卢彦名也是纪念馆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2014年10月，卢彦名（中）在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从2012年中美合作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开始，双方迄今已进行了三批采访，用影像记录下50名幸存者的证言。图/受访者提供 　　“和美国团队的磨合也一直在进行。第一批的12名幸存者我采访得不好，问题比较宏观，没有要问出细节的意识。”卢彦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采访间隙美方团队往往要补充很多问题。 　　此外，美国团队还很重视追问。通过合作，卢彦名逐渐也能意识到，好的采访就是听完受访者的回答，马上找出其中要点，接着再补充问题。 　　“比如今天陈文英老人讲母亲的眼睛不好，如果我不问为什么不好，凯伦肯定会让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