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的山东商会.docVIP

晚清时的山东商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变法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此为清末新政的开端。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成果，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同时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商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抱团的重要性，于是，在仿照当时的东洋、西洋商会组织的基础上，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纷纷成立。 　　晚清最早的商业组织是成立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的商会组织与当下的商会有着巨大的不同，其功能性质更接近于当下的工商联。 　　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商会组织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施政能力的不足，中国民族资本家从这时起诞生，并积极参与了这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济南商会史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也就是1902年，山东第一个民间商会组织――济南商务公所成立，由在籍湖北候补知县谭奎翰为坐办，之后由各行商人公举在籍江苏候补道汪懋琨为总理试办。该组织参照上海商会公所章程，以城市24行帮为组织基础而组建。 　　该商会的出现与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有着直接的关系。1901年，袁世凯奏请在省城济南设立商务总局，派唐绍仪司局务，并派山东在籍富绅、二品衔江苏候补道孟继笙也就是瑞蚨祥的创始人孟洛川以及分省试用道员萧应椿会同办理。当时清政府明文规定商务局只能任用候补官员，不可直接任命商董，但山东商务总局在执行中变通为由各行业公举董事二人，增强了商绅的参与程度。 　　山东商务总局“暂行章程”中的许多规定后来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商部的《商会简明章程》中，成为了各地商会章程的蓝本。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后，为商会组织的正式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商务分会”。据此，1905年，济南商会公所正式改称山东济南商务总会，其职责功能也据商会简明章程作了相应调整，会址在旧城富官街，后通称城里商会，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属领汇兑、典当、钱业、杂货业、绸布业、酒业等24个行业。至1908年，由24行商董开会选举会董35人，并公举在籍江苏候补道汪懋琨为总理，在籍江苏候补道孟洛川为协理，李石可任佐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济南开埠的缘故，商埠区也在1911年成立了一个济南商埠商会，到1914年，这两个商会分别改称山东济南总商会和山东济南商埠商会。济南总商会会员企业达1800余家，商埠商会会员达580余家，除去这两个商会，清末民初的济南还有泺口商会、商业研究会、山东商务总会、商学会等各类商会组织。 　　清政府规定，担任商会职员须有才品、地位、资格、名望等条件。自1908年后，济南商会会长一职大多由有名望的富商担任。1929年商会按照国民政府重新颁布的《商会法》，将会董制改为委员制，会长改称主席，习惯上仍称会长。会员有公会会员及厂店会员（同行业的厂店户数不足成立公会者）。1930年2月，济南市总商会改选，辛铸九当选为主席。1932年3月总商会与商埠商会合并，选举新鲁花行经理张叔衡为主席。1936年12月，商会因参与韩复榘白糖走私案被山东省政府解散，另组商会筹备委员会。不久，济南沦陷。沦陷期间日本人指定成大纱厂经理苗兰亭为会长，但商会所属企业倒闭达三分之一以上，商会名存实亡。期间，日本搞过中日经济恳谈会，但在日本的控制下，根本谈不上平等协商发展贸易，恳谈会仅是一面招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立了以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为主任委员的商会筹备委员会，1947年正式选举马伯声为济南市商会理事长。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时任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的同兴油坊经理尚兰亭在理事长马伯声已离济的情况下，被请求出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消除疑虑，复工复业，恢复和发展生产。10月3日，商会理事监事联席会议推举尚兰亭为代理理事长。在解放后的一两个月里，全市绝大多数厂店相继开门营业和生产。工商界的捐献任务也顺利完成了。捐献数字发表在 1949年3月28日的《新民主报》上，1185 户参加捐献，金额为8150 余万元（北海币）。 　　1949 年10月，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东木任主任委员。1951 年 9 月下旬，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通 了《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张东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