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教育为人生.docVIP

叶圣陶：教育为人生 “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有一种弊病，就是学生在校里，只知道读书……换一句说，便是偏重读书，忘了人生。 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选手光荣显要，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 一切知识的根本就是道德，若不在德行上扎根，纵有知识，并无是处。 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 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 “言教”和“身教”，以“身教”为贵。“言教”并非独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 生平 叶圣陶（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年），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其间，撰写过十多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为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北京，万寿路，叶圣陶之孙叶永和的寓所，布满两面墙的书架上，两个版本的《叶圣陶集》赫然在目。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叶圣陶集》装帧华丽，2004年的再版版本则平实朴素。 原来，叶圣陶不喜文集外观华美，其子叶至善遵照父亲意愿，于《叶圣陶集》再版之时，特嘱托出版社采用简单设计，让普通读者买得起。身为文学家、出版家，叶圣陶生前所作所辑，也均以读者感受为先。 这个细节似乎在为这样一个事实做注脚：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终其一生，也在追寻着对受教育者人生的尊重，“教育的一切目的，就是使人人受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教育”，“成为一个个自由的人”。 谨守所志，为人生而教育 1912年3月，苏州言子庙小学来了一位个子矮小的新老师。这里的学生大则十几岁，小则七八岁，盯着只有18岁的叶圣陶窃窃私语，觉得这个小老师不像教员。 接下来的日子，学生发现此人与其他教员确有不同，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此前闻所未闻。他给学生讲述鲁滨逊孤岛漂流的故事以释“独立”，讲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以扬“民主”；讲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引导学生关心国事。这背后，是叶圣陶一颗“从事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 出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一路见证着清廷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12岁那年，他拖着长辫子，告别私塾“子曰铺”，与他的同学、日后同样成为卓然大家的顾颉刚、颜文梁、吴湖帆等人一起，放下八股文，考进留日学者举办的“洋学堂”，一头扎进了新知识的世界。学校开设的修身、博物、历史、算学、英文、旅行等课程，让叶圣陶感到新奇不已，也让他开始关心国运，思考救国之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喜悦如狂”的叶圣陶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儿童之观念》，以呼唤尊重儿童价值为开端，与时代的风涛，密切地呼应起来。1912年，他从草桥中学毕业，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愿望，投入教师职业，以期实现以儿童为本位的“为人生”的教育理想。 然而，执教之初，这位理想主义者，如其日后创作的教育小说《倪焕之》的主人公一般，遭遇了现实的重创。 课堂上，他喜欢不拿教科书，“随心教去，如舟入大海，任其所之”，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教学规范。因为新教师的加入，旧教员被解雇，他们群居茶馆酒肆，飞短流长，兴风作浪；教育改革的观点无法被校长和同事接受，也让叶圣陶不满。最让他难以忍受的便是视学来巡，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叶圣陶在日记里写到，一次，省视学来校视察，转了几分钟就走了，脚都没站稳，什么都不看，怎能算是视察？县教育会要开办小学成绩展览会，各学校临时拼凑，纷纷作假。学校为了保护花草，禁止学生入园，学生不能亲近自然，即使没有一花一叶损坏，又有何用？ 苦闷的叶圣陶在痛苦中撑到1914年，被学校以缩减班次为由排挤出门，只能以卖文为生。祸兮？福兮！1917年，他受同学吴宾若之邀，赴甪直镇吴县第五高小任教，走进了他的教育理想国。 在这所学校里，他与志同道合的同事，意气风发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为人生而教育”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 叶圣陶自编了学生教材，在国文教材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作品和乡土教材引入课堂；为儿童“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带领学生挥锄挖土，开垦农场；自掏腰包购买大量的中外名著以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他倡议学校建立音乐室和篆刻室，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为学校造戏台，自编自导自演，每有新戏上演，镇上男男女女都赶来观看，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