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我的兴趣是研究芸芸众生.docVIP

卜正民我的兴趣是研究芸芸众生 　　“如果我可以假设明朝能够延续下去，那么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就会非常不同。我不知道那会是更好还是更糟，但至少，中国会在17到18世纪继续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学术论坛上，卜正民就中国历史上“大国”、“帝国”、“强国”的定义及其政治内涵，与中国学者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等我慢慢变老以后，就不去在意自己是不是态度友好这回事了。”他顽皮地一笑，用恰到好处的幽默感赢得了现场一片掌声，也试图给已经有点火药味的气氛浇上一瓢友好的温水。 　　空气依然紧绷。挨着他坐的一位年长的教授反唇相讥：“不要以为像你这么挑剔和苛刻，就能证明你的观点一定是对的。” 　　坐在酒店休息区的沙发上，当我们重提他触犯“众怒”的言论的初衷，这位知名的加拿大籍汉学家眼里闪着光。他直率地把某些主流观点斥为“彻底的谎言”。“我得承认，中国人看待自己历史的一些老调，有时确实让我感到annoying（恼火）。” 　　抛出这句犀利评论时，他仪态优雅地侧身靠着沙发，修长的身形，一头微卷的银发，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绅士风度。在某网站的学术讨论版上，曾有好事者把他列入海外“最帅汉学家”榜前三，说他是一个“苗条版的施瓦辛格”，仅次于酷似老牌007男星肖恩?康纳利的明星学者史景迁。 　　马不停蹄的研讨、讲座和访谈，让“苗条版的施瓦辛格”看上去很疲惫。然而一听到“好问题”，他的棕色眸子又立即亮了起来，瞬间恢复敏锐与活力。说到心领神会处，他把手掌重重拍在膝盖上，洋溢着兴奋。 　　“我想立刻上床睡觉去。”采访终于结束，他竭力抑制住一个哈欠――第二天还有一场大型讲座等着他。 　　“来北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书店” 　　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卜正民顾不上倒时差，就去逛了位于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店，把明史架子上的书和新出版的古籍全部扫荡了一遍。在论坛讨论的间隙，他又见缝插针，杀到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在中华书局的书店里一直待到中午，让会议组委会差点找不到他的行踪。 　　“扛回来满满一大箱子书。”说起新收罗来的宝贝，他一脸心满意足。“来北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书店。” 　　在北京各大学术书店的显眼位置上，他也看到了熟悉的面孔。2016年年底，由他主编、五位海外知名汉学家共同完成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出版。这套六卷本的通史涵盖了秦汉至清朝的“帝制中国”时代，赢得了由学术界权威人士参评的诸多大奖。 　　卜正民本人撰写了元明卷――《挣扎的帝国》。以“龙见”这样富有神话色彩的意象，这位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从生态环境和气候变迁的角度，切入了元、明长达四百年的王朝历史，展现了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家族生活、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元、明与世界的贸易、文化、信仰的交流和往来。 　　“历史一半是必然的，一半是偶然的。”卜正民并不相信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四十多年前，把这位名叫蒂姆斯?布鲁克的加拿大青年学生吸引至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过往的，正是一时被激发的好奇心、一连串相遇的人与事，以及地缘政治作用下的种种契机。 　　大学假期一次欧洲旅行的偶遇，让专修英语文学的布鲁克对东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学校后，他选修了“中国佛教”课程，那是多伦多大学当时唯一提供的与佛教有关的课程。他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老师。 　　“他从不写板书，一进教室就随意坐下，然后开始滔滔不绝。”跟着口吐莲花的宗教学老师，布鲁克修完“中国佛教思想”，接着又修了“中国道家思想”。 　　为了搞清那些听起来云里雾里的佛、道名词，他又学起了中文。中文老师为他取了一个简洁响亮的中文名――卜正民。 　　上世纪70年代初，冷战的铁幕政治发生深刻转变。在各自寻求突破的可能性中，中美两国高层开始接触，一些民间的文化、教育交流通道由此打开。这给了学中文两年的卜正民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机会。 　　在文革后期的北京和上海，他以交流生的身份留学两年。在复旦大学，他跟着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吃食堂里的白菜和土豆，和班上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好友。 　　回到西方世界后，他在哈佛、剑桥一路追寻他的兴趣，师从孔飞力、李约瑟，走上了中国历史研究之路。 　　回顾自己的人生故事，卜正民时常提到“幸运”二字。“我从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过规划，也没设想过要有怎样的事业。那不是吸引我的事，真正吸引我的是思考有趣的问题。” 　　他常常提到90年代初和著名学者朱维铮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散步。途中，他吐露了身为外国人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困惑。听完后，朱维铮把中国比喻为一间只有窗户的房间，自己是屋里的人，卜正民是屋外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这位“局外人”写下给中国读者的一段特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