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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受贿量刑的考量 　　唐玄宗时，有个叫裴景仙的人当了武强县令，他在任期间索取当地百姓的各类财物高达五千余匹。裴景仙离任后被人揭发，捉拿下狱。唐玄宗得知此案后大为震怒，下令要将这个大贪官“集众杖杀”。 　　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卿李朝隐却上奏反对说：“裴景仙触犯的罪名是‘监临主守乞取’（接受部下馈赠），属于法律上的‘受所监临’赃罪，根据法律没有死罪。” 　　唐玄宗看了奏章，仍然亲手写“手诏”判决处死裴景仙。李朝隐又一次上奏：“法律规定枉法赃满十五匹处绞刑，而‘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再多也只是流刑。现在如果处死裴景仙，那如果以后有枉法赃罪，再怎么加重处罚呢？”经过几次反复，唐玄宗最后才接受李朝隐的意见，将裴景仙改处杖一百，流放岭外。 　　按现代的观念看，贪官这是被放过了，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观念。 　　一分为三的受贿罪处理 　　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古代法律规定的“受贿罪”分为好几种。“监临主守乞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专指官员向自己的下属勒索财物的行为，而要予以处罚的时候，要比照另一个“受所监临”罪名的处罚规定来判刑。 　　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就把一切非法所得统称为“赃”，按照“赃”的数量来定罪量刑。所有的官员受贿罪名，大体分为三类。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数额超过十五匹就可以判绞刑；“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最多只是流放三千里；“受所监临”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而授予财物的一方也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的，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后来的宋元各朝基本沿袭唐律的这个制度，直到明代才有所变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订的《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赃，按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两大类，前者赃满八十贯处绞，后者赃满一百二十贯处绞。 　　受贿罪中的受害方到底是谁 　　在古代，受贿罪总体而言侵害的是国家统治秩序，但是又有着程度的不同。在古代观念看来，接受了贿赂就破坏了法律实施的“受财枉法”，是一种直接扰乱并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及到皇朝的命运，因此必须严惩，必须要有死刑；而“受财不枉法”并未直接扰乱、危害统治秩序，只是一种对于统治秩序的潜在的、间接的危害，因此可以网开一面，不动用死刑。 　　而“受所监临”的危害性被认为更轻，它指的是官员与下属及百姓之间的礼节性赠与礼物的行为。破坏的是官员与下属之间的正常隶属关系，官员可能将政事处置、法律施行当作了“礼尚往来”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种“预防”性质的法律规定，处罚力度也就相应进一步减轻。 　　古代也有思想家认为，实际上“受财不枉法”包括“受所监临”行为涉及到的只是官员个人的操守问题，甚至可以不运用刑罚来处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专门总结明代政治教训的《噩梦》一书中列专题来讨论“计赃论罪”的问题，并认定“受财不枉法”只涉及到官员操守、官场风纪，无须定为罪名。 　　他举例说：有个吏部官员受贿或受人嘱托，将一个昏官派到要害岗位，导致“激变”或“丧师”，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可是受贿的数值才“五十贯”，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另一个吏部官员受贿达两百贯，只不过是将一个官员委派为“仓大使”或“河泊所大使”，却要计赃处死刑。同样，如果一个法官受赃五十贯，但听从诬告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这个法官不过是要被判流刑；另一个法官受贿两百贯，只是听从诬告将一个无辜者判处了杖刑，而这个法官倒要被判死刑。 　　王夫之提出了改正这一法律的建议，对被动接受的钱财，除非是“黄白狼籍、累万盈千者”，只要由吏部“记过”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全士大夫名节”，而士大夫有了名节，就有了廉耻，不会进一步主动去索贿。 　　传统的延续 　　王夫之的议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立法。清朝入关后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法典，也沿用了两大类受贿罪的区分法，将受财枉法赃改为“真犯死罪”，不可以钱财赎罪。同时又加重了“不枉法赃”的处罚力度，计赃满一百二十两以上处绞监候。 　　官员渎职受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难解的施政难题。既然各朝代都建立起官员独占政治权力、赋予其在统治地区对百姓有驱使、裁判、予夺大权，自然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钱财排除或换取权力的干预。 　　对于朝廷来说，官员渎职受贿实际上并非性命攸关的政治问题。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的主要职责，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 　　因此古代统治者立法非常明确，渎职受贿罪名的设置目标不在于消灭此种犯罪，只是试图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合理”的范围就是防止官员受贿后任意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