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对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作用.docVIP

商鞅变法对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两周时期两种类型农业家庭转型研究”（项目编号：J14WE51）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家庭制度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历来与社会制度、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社会关系十分密切。商鞅变法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令，既促进了两周后期我国传统农业家庭转向较高级的小农经济家庭，又倡导农业精耕细作，逐步兴起农家之学，一直贯穿于后来的古代社会并影响至今。 　　关键词：商鞅变法；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作用 　　商鞅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创新的探索者，在其执政短短18年的时间里，具《史记》中的数据统计，秦国对外就发起了8次战争，平均不到两年一次且无一失败；成功的实施了一次大迁徙、两次大规模变法，其规模与激烈程度历史上都少有匹敌。商鞅变法顺应战国大变革、大竞争、大重组的时代要求，通过推行县制、分配土地、按户纳税、奖励耕织等政策，促进了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整合，使两周后期我国传统农业家庭真正具有了小农经济家庭的意义。 　　一、“奖励耕织” 重农抑商 　　商鞅变法首先推行“奖励耕织”政策。一是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颁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关于开垦荒地《垦令》（《商君书?垦令》），前后共通过了20条之多的法令。其基本精神就是要限制一切有碍于农业生产的活动，把尽可能多的人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它要求秦国的官吏、贵族、商人必须与农民一起全力除草开荒，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生产。二是鼓励男耕女织。令民归心于农，即所谓“困末作而利本事”（《韩非子?奸劫弑臣》），要求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摇役。用减免徭役的方式奖励耕织，“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三是重农抑商。商鞅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而“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商君虚君列传》）；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二、强化“户籍”加强管理 　　商鞅变法强化“户籍”管理制度，使两周后期农业家庭人口迁徙与流动相对得到稳定。一是秦国户籍管理有详细复杂的分类。根据职业的不同，秦户籍分一般的农户户籍和市籍、士籍、宦籍等；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秦户籍又有宗室籍、弟子籍、游士籍、刑徒籍、客籍等不同类别；秦统一全国前，根据国别，还有“故秦人”与“客籍”外来者之别。二是“户籍”管理格式固定，内容详细。户籍的立户原则：农民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如果不分开立户生活，加倍征收他们的户赋。编入户籍的民户按什伍进行编制：五户一伍，有伍长，十户一什，有什长，与军事编制相同，互相检举揭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实行严格的连坐制度。按军功大小论定：宗室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户籍名册，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三、一夫一妻进行“分户” 　　商鞅变法两次颁布《分户令》后，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数量明显增多。一是把大家族变为个体小家庭。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使个体小家庭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经济地位。二是改变男女婚姻结合方式。“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使秦人知父子有别，男女之别，改变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男女婚姻方式，以个体小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鼓励小农家庭的独立发展。三是商鞅变法还在“集小乡邑聚为县”之同时，“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将农业家庭转型与基层政权建设、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有力地保障了分田到户法令的实施。 　　四、选拔“啬夫”提升农官 　　商鞅变法通过选拔“啬夫”使农官地位上升。一是明确“啬夫”的职能。战国的“啬夫”是基层政务的主要承担者，负责赋税征收、户口审核、监督生产、主持奖惩等事务。二是“啬夫”多选拔于民间。这与较多地与农事管理相关。云梦秦简中提到“啬夫”100多次，其中涉及农事者有田啬夫、食啬夫、库啬夫、苑啬夫、厩啬夫、皂啬夫、漆园啬夫等。三是辟田胜敌成为农官的仕进之途。从云梦秦简看，“啬夫”之优秀者或可为县、道长吏。由于各国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为务，同时一批“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史记?商君列传》），也因纳粟帛多而拜爵作官。四是随着秦官制的健全与完善，庶长逐渐演变为爵位名称，用以奖励耕战有功者，由此推动农业发展，农业渐成天下大业，农官地位亦随之迅速上升。 　　五、通过“徕民”异域发展 　　商鞅变法实行“徕民”政策，加快异域发展。“徕民”一是多来自贫困农业家庭的庸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