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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舞中找回尊严和幸福感 　　在热闹非凡的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景观中，也不乏底层人的身影，他们往往是都市体力劳动者，如清洁工、快递员、售票员、打工者等。他们出现在不同的电视节目中，被呈现为三幅固定的面孔。在公益广告里，他们是吃苦耐劳、温情善良的普通人；在社会新闻里，他们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等待被救助的弱势群体；而在法制报道中，他们又是扰乱城市秩序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既是道德纯洁的好人，又是值得同情的社会底层，还是“正常生活”的威胁者。在“他们”和未曾言明的“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清晰的社会屏障，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近期，有一部作品试图从这些定型化的形象中展现出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样态，这就是央视新闻频道中秋假期播映的讲述广场舞者的电视纪录片《不如跳舞》。虽然拍摄这些作品的人并非底层人，但从这些自由自在伸展的身体可以看到，底层人不再是温顺的绵羊或残暴的毒蛇，而是与中、上层空间里的都市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快乐、有忧愁的个体。 舞蹈与广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舞蹈变成城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的符号。与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形象不同，交谊舞、迪斯科等西方文化代表着自由和开放，随之兴起的歌厅、卡拉OK、KTV、夜店等也从资本主义奢靡腐化的象征转变为城里人追求时尚、消遣娱乐的日常场所。 　　在80年代，从电视里看到名为《阿里巴巴》的迪斯科和热情扭动的身体，给生活在县城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种节奏感强的流行音乐，与张扬的舞蹈以及激昂、集体演唱的革命歌曲、学校里教的民歌等不同，意味着一种个性的解放和身体的反叛。这些流行音乐、新潮舞蹈，吻合于80年代重塑个人主义、自由价值的主旋律，而文艺作品中的舞蹈演员也经常被赋予性感、诱惑的女性角色。 　　90年代以来，舞蹈除了成为文艺演出、先锋艺术的组成部分，还承担着两个功能：一是属于高雅的人文艺术教养，如舞蹈教育是都市儿童课外的必修课，二是少数新兴都市中产者也学习西方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拉丁、伦巴等西式舞蹈俱乐部，如电视剧《不如跳舞》（2010年）就呈现了商品房社区居民学习国标舞的故事。 　　相比这种依靠身体语言来展现美感、表达思想的舞蹈艺术，近些年，媒体上还经常出现另外一种负面的、被污名化的舞蹈形式，这就是广场舞。对广场舞的“指责”主要有三条：一是广场舞大妈，尽管也有青年、大叔、老年人跳广场舞，但大妈成为代表广场舞的文化符号，用这种身材不美、没有文化、唠哩唠叨的中年妇女形象来暗示广场舞是一种不具美感的、劣等的文艺活动；二是社会噪音，广场舞的伴奏音乐往往是曲风单调、节奏明快的流行音乐，对附近居民生活产生影响，是一种干扰社区“清静权”的噪音；三是集体性和群众性，尽管一个广场舞群落有领舞、前排、后排的区别，但缺乏独舞、伴舞等表演类舞蹈的形式感，而且是完全自发、自愿参与，没有专业性可言。这种从参与者到音乐风格、舞蹈形式的“另眼相看”不仅仅是美学问题，还是阶层“偏见”。借用电视纪录片《不如跳舞》中出租车司机周师傅的话，广场舞是健身房、卡拉OK等城市娱乐之外最“物美价廉”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广场舞带有清晰的阶层属性，已经成为社会底层、城市贫困人群参与的娱乐活动。 　　从广场舞的群体性、健身功能可以看出，这种运动方式与80年代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气功热、90年代在城市公园兴起的红歌会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的群众文艺活动等，有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只是，红遍大小城市的广场舞很少采用红歌伴奏，更多的是“借用”节奏简单的流行音乐，而广场舞的参与者也不都是有单位制经验的退休职工或下岗人员，有更大的随机性。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广场带有人民广场的含义，是社会、群众的政治空间。90年代以来，广场被挪用为消费主义时代的购物广场。新世纪以来，广场舞的出现重新赋予广场群众文艺的特征。广场舞爱好者临时占据经历城市大规模拆迁改造之后的公共场所，从强调私有产权、私密化的城市社区中挤出一块又一块公共活动的空间。可以说，城市贫民阶层用这些借来的歌曲、借来的空间创造出一种既愉悦身心，又几乎免费的业余生活。在纪录片《不如跳舞》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广场舞参与者从这种运动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广场舞者背后的三个群体 　　《不如跳舞》是2000年香港歌星陈慧琳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在动感的音乐节奏下，诉说着跳舞的好处，歌中唱到“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全世界/是一个大银幕/每个人踏着一样的脚步”，在这种快节奏之下干什么都“不如跳舞”，因为“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换句话说，跳舞是一种改变或舒缓整齐划一的都市生活的娱乐方式。这首歌把个性化的舞蹈作为紧张工作之余的调味品，表达了都市白领上班族的心声，很快成为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