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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脆弱的宁静 　　2015年11月24日，北非国家突尼斯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一名宗教极端分子伪装成安全人员，混入一辆运送总统府安全卫队士兵的车辆，随即引爆炸弹。事件造成至少13名卫队人员死亡，17人受伤。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突尼斯的宁静瞬间被打破。而就在此前的10月9日，“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刚刚得到西方世界的赞许――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官方新闻稿中，“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被认为在突尼斯民主转型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市民社会的作用，并在推动突尼斯世俗政党召唤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谈判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乐观的西方观察家看来，这个由突尼斯总工会牵头发起，集合了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律师公会的组织，重新点燃了人们对阿拉伯民主转型的期望。 　　更加理性的“革命” 2015年12月17日，一些突尼斯民众纪念“茉莉花革命”爆发五周年。 　　“全国对话”的出现与这两年的突尼斯政局息息相关。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反对派、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的重要成员之一、纳赛尔的信徒、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布拉米在自家门口，被两名骑着摩托车的蒙面枪手射杀在自己妻儿面前。在此前五个月，人民阵线的另一名重要成员肖克里?贝莱德也遭暗杀身亡。据称，在遭到暗杀的前几天，肖克里?贝莱德在参加一场活动时曾遭到极端势力的围攻。这两场针对左翼政党领袖的暗杀事件，将突尼斯政局推到崩溃的边缘。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认为当时的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是暗杀事件的幕后凶手，因而冲击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突尼斯多地的办公室。 　　而就在7月份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约旦前副首相马尔旺?马沙尔还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突尼斯模式”是埃及乃至整个中东效仿的对象。的确，与其他发生政治动荡的阿拉伯国家相比，突尼斯的情况似乎要理性得多。突尼斯既没有像利比亚那样将前领导人暴尸街头，也没有像埃及那样出现借革命之名泄宗教、种族之恨的情况，更没有像叙利亚那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相反，突尼斯“革命”很快就走上了议会政党斗争的道路。2011年3月，在推翻本?阿里政权两个月之后，突尼斯便进行了民意调查。刚刚合法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了29%的支持率，超过了其他世俗政党。在当年10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出所料获得了217席中的89席。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等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以温和面目示人的他们向突尼斯和世界保证，他们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而仅仅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伊斯兰政党。而且，伊斯兰复兴运动似乎很熟悉西方的政治话语，将自己的政治理论与基督教民主相比，同时强调会以土耳其的模式来处理政教关系。 　　但是，外界观察家却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真正意图表示怀疑。特别是在这两场政治暗杀事件之后，舆论普遍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用恐怖手段来实践其政治目的。这种猜忌给温和派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很快，突尼斯制宪会议中的60名反对党成员集体辞职，并要求成立由非党派人士领导的新政府。加上旅游、外贸、纺织等支柱经济领域增长乏力，突尼斯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之中。“全国对话”便在这种局面下出现在突尼斯的政治舞台上。 　　诺贝尔奖的背后 　　牵头发起“全国对话”的突尼斯总工会，一直与突尼斯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总工会的前任领导人之一塔依比?巴库切就在现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俗政党与伊斯兰政治势力博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全国对话”之所以能成功促成当时执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反对党对话，还与埃及政局变动息息相关。一开始，以召唤党为代表的反对党提出，对话的条件是执政党政府集体辞职;“全国对话”则提议，执政党政府在对话之后的三周后解散;伊斯兰复兴运动则表示，只有在立宪大会完成工作并提名了总理候选人之后才会下台。而随着2013年7月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遭到残酷围剿，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开始对自身命运产生了担忧。实际上，自从上世纪90年代遭到本?阿里政权打压并被宣布非法之后，突尼斯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便一直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直至2011年推翻本?阿里、解除党禁，复兴运动才重新恢复活力。历史记忆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现实遭遇，使得复兴运动最终决定妥协，接受了“全国对话”的条件，与召唤党进行谈判，以解决突尼斯的政治和经济危机。2014年1月，突尼斯完成政府改组并通过新宪法，标志着其民主进程进入新的阶段。2014年6月，突尼斯各政治派别通过全国对话大会，确定了新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日期。2014年11月，突尼斯完成议会选举。其中，召唤党获得217席中的86席，取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