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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构建 　　【摘要】创建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不仅要确立地方政府回应的科学理念，加强政府回应的网络法制建设，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网络行政能力，也要提高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明确公共政策输出渠道，完成传统与现代回应性设施的结合，进而全面提升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水平。 　　【关键词】网络 公众参与 地方政府回应模式 构建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这对政府政策制定、权力运作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网络公众的参与降低了诉求成本、简化了民意传达程序，然而，网络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因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等现象的存在，给政府治理带来很大挑战。面对网络公众民意持续增长的情况，需建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提高政府回应力①。 　　网络公众参与主体阶层及理性分析 　　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为社会公众参与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大量网民开始通过网络参政议政问政，呈现出明显大众化趋势。具体来讲，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维权的诉求。互联网实现了普及，人们利用互联网来阐发个体的利益诉求，规避因自身弱势群体因素而无法表达诉求的情况，更易实现媒体的接近权，借助互联网来倾听心声，获得政府的重视，达到维权的目的。二是能展现网络草根的力量。网络草根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存在差距，但是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能阐发其观点，获得大量网络草根的支持，成为维护公权力的网络力量②。 　　同时，网络公众参与更能彰显理性不足。一是展示出一定偏激性。针对贫富差距拉大情况，有些人存在明显的“仇富”心理，再加上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同情，在网络上对一些问题来阐发观点时，就会出现平民情怀，本来与事件无关的利益关系的网络公众，自然站到了弱势群体一边，因个体的不理智发布过激言论，随后那些不清楚事实真相的网民开始转发、过激评价，甚至导致网络公众参与呈现出明显的暴力色彩，不利于社会和谐，比如巴东邓玉娇案。二是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极化”。“群体极化”强调在已存在的群体内，呈现出明显的意见倾向，这使得原来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倾向，虽然“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容易在短期内快速形成网络民意，但是也会带来民意表达的盲目性，易出现狂躁情绪，易出现偏激性社会情绪，尤其是网民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不易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与网络公众互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政府在和网络公众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出现，能不同程度地改变政府或公民行为的选择，具体来讲，重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件产生的影响。如果事件关涉到政策制定或者执行层面，政府会与社会公众开展积极互动，有效规避在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障碍③。 　　二是事件性质。社会大众所关注的公共事件，因其关注度高，容易进入到政府决策视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政府的回应，满足社会的期待。 　　三是政府层级。如果事件带有明显的负面性，处于该事件中心的地方政府互动中就存在明显被动性，但处在更高层级的政府为缓解舆论压力，则更愿意和社会大众开展互动。 　　四是公民素养。公民素养是影响政府和公民互动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政府更愿意和精英开展互动，这主要是事件本身呈现出较高的思想认知与理性，一般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政府开展良性互动，但是出于私利的公民，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去一味表达不满情绪，明显缺失理性。 　　五是社会关注度。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诉求程度高或者社会关注度大的事件，会在短期内获得地方政府的快速回应④。 　　网络公众参与的悖论与迷失 　　网络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件，不仅能全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实现网络民主，考虑到网络自身的虚拟性特征，往往会掺杂网络谣言，这影响到了政府治理的实效性，在参与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数字鸿沟”，干扰网络执政，即公民个体因财富占有程度、社会地位等不同，导致在占有、处理信息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从国家层面来讲，网络不仅是权力源，也是威胁发生之源；从技术层面来看，网络在赋予公民参与权的同时，也赋予政府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由于网络问政的不断推进，需要政府关注民情民意，深入基层，不能将视线只停留在网络平台上⑤。 　　同时，网络公众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中，也会出现迷失的情况。网络不仅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工具，也是群体性事件容易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借助网络能实现参政，但也能干扰网络问政，最终发展成网络暴政。此外，如何将无序的网络参与，归入到政治参与的范畴中，规避因网络无序参与导致的网络谣言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都需要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考虑到网络本身的虚拟性，网络公众参与呈现出非正式性等特点，这有可能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