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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 　　摘要：作为自成一格的现代性文论形态，语言批评在对以语言工具论为基干的传统诗学的超越中，辩证把握了文学“语言性”与“超语言性”间的有机关联，对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和功能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由此构建了对文学审美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向度。在当代的时代境遇中，准确把握这一维度的基本蕴涵及其问题特征，对于理论批评介入本土的文学和文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批评;语言性;超语言性;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得以存身于其中的物质性媒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常识性观念。不过，在对这一关系的具体理解和研究上，传统与现代却有根本区别，它们分别从工具论、本体性层面来看待语言之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1]对于这一区别，当下常见的解释是：前者的理论重心在于文学的“超语言性”，强调及物因素或“内容”的他律判断;后者则主要关注文学不及物的“语言性”，因而侧重审美形式的自主性分析。事实上，如此这般理解，不仅没有摆脱内容与形式、文本内部与外部间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也从实质上忽略了现代性的文论形态――语言批评是如何理解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进而也模糊了它在文学研究上的问题架构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历史向度。 　　一 　　正如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回应那些认为解构修辞研究隔绝社会历史语境、无视文学与文化/政治间关系的指责时所强调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德里达、德曼等――笔者注）都把人文研究和文学理论视作对历史和政治的积极干预。他们与人之所争，唯在于语言在这一介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140米勒的这一反驳措辞虽然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有切中要害的普遍意义，使我们清楚意识到：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上述割裂语言性与超语言性之间有机关联的误解的生成，与持论者对于语言批评及其问题涵盖的理论预设直接关联。因为，这一预设实际上已经规定了其提问的具体方式及其可能的答案，即认为当代的文学语言研究是一种关注“词与词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此，不仅将作为文学本体的“语言”局限于索绪尔意义上的抽象形式系统，也将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肇始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等同于语言批评的全部面貌。继而，人为地把20世纪后期侧重“词与事物或主观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3]69的文化批评视为对文学语言研究的颠覆性扭转，或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卷土重来。 　　就表面来看，这一解释似乎不无道理。可从深层而言，它只是肯定了双方表层的理论诉求，但在实质上却否定了二者并非是在同一平台上来探讨文学语言及其多重属性、功用的发展事实。也恰恰由于此，是否直接与指称物相对应或“及物”也往往成为某些观点判断关注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主要依据。其实，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在内的种种语言批评流派，并没有简单地回绝在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体制中剖析文学的方式，其对于文学语言问题的探询也并非始终围绕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路线方向来进行。 　　从前者而言，即便是坚持“内部研究”立场的“新批评家确实也考察了文本的历史内容和作家生平、社会和文化关切，但是他们的文本分析方法强调的是对文本本身的细读。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新批评家相信，每个文本和所有文学作为一个复杂的且有法则控制的形式（文学手法）系统，都是可以分析的，这种分析能揭示文本意义方面大量的客观性。”[4]69换句话说，大多数强调语言分析的理论批评家们都并不否定文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那种无视语言媒介的规约影响，以为用自然化的背景解释、作者心灵就能把握文学方方面面的旧习。因为，这种从属于历史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不仅不能从社会历史层面加深人们对于文学审美活动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还会导致几个不容回避的偏离后果：其一，在研究的实际对象层面，仅仅把文学看做讨论宗教、政治、社会和哲学观念的载体，而“诗歌本身本应当成为批评判断的特别对象，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53;其二，会把文学研究的类型区别仅仅看成批评方法、主题对象上的差异分类，由此忽略了关注语言问题的文学研究与传统诗学在问题架构上的根本分歧。 　　虽然在传统文论那里也不乏对于语言的研究或分析――譬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关注体裁、语式、修辞格等文学常态，也认为它是隐藏于具体作品之后的一般或普遍范畴，但是，在他们那里这种关注却是从属于德里达所说的“在场”之物，即“认为概念和观念很重要，而认为语言不重要，因为他们把语言只是看成用以表达概念和观念（它们被当作某种精神实体，完全与用来表示它们的符号无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6]25换言之，传统的理论观念认为作者意图对于描写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学之美外在于艺术或从属于自然美，在文本中寻找、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