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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成效，合法性还有更重要的来源 　　经济绩效减少会有影响，但经济成效不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公平的制度和环境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适应性以及政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与分析。按照亨廷顿的研究，适应性是一种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政治的发展更仰仗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具体到中国的政治实践中，适应性也是解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概念。几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提出了“反应性理政”，即执政模式不固定，而是根据社会变迁做出反应，在稳固执政权的前提下，适应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 　　在新的形势下，执政党如何定位自身角色以整合国家与社会力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又如何以新的动能作为合法性来源，本刊记者对以政治社会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张静教授进行了专访。 合法性来源有很多种 　　《南风窗》：过去的30多年，政治领导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做出变化和自身调整，比如鼓励企业家入党和“三个代表”改变了新生阶层和领导体制的关系，也改变了政权依赖单一阶级基础的状况；比如《物权法》的通过，合法化了个人和组织的财产拥有。你认为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执政模式是非固定性的，对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都有回应。那么这三年多以来的反腐败、整党等行为所要回应的变化是什么？ 　　张静：企业家入党、“三个代表”，都是基于扩大执政支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也是增加支持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吸纳支持者。有一点不同的是，执政党对人民群众认同感的评估在发生变化。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让大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就自然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也能看出，执政党对经济成就带来的合法性是非常关注的。 　　但问题在于，通过经济成就来增强合法性的逻辑，逐渐只为一部分群体承认，在群众心目中，实际上还有别的合法性来源。比如说，他们是否享有平等的实现权益通道，是否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是否享有平等的解决问题规则，群众遇到问题谁来负责，哪些组织能够有效代表他们的利益等等，就不仅是经济范畴的问题了，而是公平制度建设的问题。这些问题，个人无法解决，必须依靠执政的公共力量解决。所以，经济发展只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去年9月王岐山的讲话已经包含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反腐可以看成是对建立公平制度要求的一种回应，这说明执政党存在危机感，并认识到，除了经济成效之外，还有别的相当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南风窗》：如你所说，去年9月，王岐山在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首次论述合法性问题。怎么理解执政党对合法性的认识？ 　　张静：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现实出发，可以看到执政合法性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之一是历史合法性，指执政地位是怎么来的，比如历史上的武装斗争；还有一种是绩效合法性，就是执政成就，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第三种是价值体系认同，比如老挝这样的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佛教信徒，服从教义的秩序存在，也就是对价值体系有广泛认同。 　　此外还有一种，创造并保卫人民想要的制度规则，使他们感到公平，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有组织负责，解决问题的通道和规则是相似的，而不是一些人有途径，一些人没有，一些人掌握所有资源，一些人什么都没有，一些纠纷可以用拳头解决，不善用拳头的就甭想解决。公平制度使所有人获益，因而人人需要，这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所以，合法性来源有很多种，同时实现得越多，合法性就越巩固。经济绩效减少会有影响，但经济成效不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公平的制度和环境更重要。 很多政治方面的进步是经济发展带来的 　　《南风窗》：有一种观点认为，向现代执政党转变意味着要从原来单一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向中介性角色转型，超然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之外，成为利益协调和平衡的中心。在这一点上，近三年有哪些重要的改变？ 　　张静：这个问题涉及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就是要避免党“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要防止精英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比如说，不管是单位中的代表大会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来自基层不同群体的代表，和1950年代相比，已经非常之少了。这就会出现代表性偏差，即抽离效应：吸纳到执政团体中的人，脱离了基层社会，形成一个精英集团，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如何克服这一代表性偏差，纠正这种精英化，使精英集团具有坚实而广泛社会基础，是建立公平制度的重要问题，更是现代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南风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早期就比较重视与社会精英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对各种力量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