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条序号的功能定位与设置技术分析报告.doc

法条序号的功能定位与设置技术 刘风景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中文摘要】法条序号，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立法目的以及法条内容的逻辑关系，对法律文本中各个条文先后顺序所做安排的数字符号。法条序号属于“法律数学”的范畴，它是立法者理性的直接体现，是立法者运用逻辑形式，把握、界定法律调整对象，选择法律调整方法，实现立法目的之技术手段。法条序号是法制系统中一项“多功能的立法工具”，它至少具有以下七方面的功能：（1）构成；（2）整合；（3）表征；（4）计量；（5）查寻；（6）引用；（7）修改。为了充分发挥法条序号的功能，其设置必须符合特定的技术要求。对于法条序号，须将其作为法条的构成要件；按照特定的逻辑顺序，从第一条连续排列到最后一条；一个法条应具有相对确定的规范容量和文字数；应与法条正文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其表述方法应前后一致，并使用醒目的黑体字；法条序号的表述应由中文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修改后法律文本中法条序号的排列方法应基本不变。 【全文】 法条序号，简称条序，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立法目的以及法条内容的内在关联，对法律文本中各个条文先后顺序所做安排的数字符号。例如，立法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其中的“第五十一条”，即为该法条在该法律文本中的序号。 在法律史上，法条设置序号是立法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日本古代，法令皆无序号，只在各条的首部加上横线：“一”，表示一个法条的起始。在明治维新之后，法条才开始设置序号。明治2年（1869年）4月，军务官发布的军律，在各条之前设有序号，如“第一条”、“第二条”之类。明治6年（1873年）发布的《新律纲领》则每条都有序号。该做法被推广，随后所有法令的条文都设置序号，成为通行的立法技术。[1]另一方面，在1948年到1955年间，日本法律文本的附则部分不管多长，都不设置条，只区分为款，因而有的法律附则规定多达几十款，层次不清、引用麻烦。鉴于此，其后法律的附则也和正文一样，将其内容区分为条。还有的附则条文序号不接续正文，而是另行单独排列。[2] 在中国古代，成文法典分条但不设置序号，迟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的法条尚无序号；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则都设置了法条序号，随后的立法大都沿用此做法，如宣统3年（1911年）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后的中华民国法律也普遍地设置法条序号。而基本上延用中华民国法律制度的台湾地区，其《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八条规定：“法规条文应分条直行书写，冠以‘第某条’字样，并得分为项、款、目。项不冠数字，低二字书写，款冠以一、二、三等数字，目冠以（一）、（二）、（三）等数字，并应加具标点符号。”第九条规定：“法规内容繁复或条文较多者，得划分为第某编、第某章、第某节、第某款、第某目。”根据台湾地区施行的法律统一用语表的要求，“法律条文中之序数不用大写，应写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3]如此，在台湾地区经由法律的明确规定，法条序号的使用更加规范、明确。 在新中国，立法文本设置法条序号早已成为通行的做法。例如，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使用“第一条”、“第二条”之类的序号。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对法律文本设置条序予以确认和规范，其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关于行政法规的条序，《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关于地方性法规的条序，各地方的立法机关也有相应的规定，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技术规范》规定：“法规中所有的条序均用汉字数字依次表示，条下或者款下设项时，以汉字数字加圆括号依次表示。”这些法律、法规及立法技术规范，规定了各种法律文本都要设置序号，以及一些具体的要求，为条序的设置提供了法律依据。 作为立法文本的一项重要装置，法条序号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列宁曾以玻璃杯为例，对事物功能的多面性做过深刻的阐述，这对我们研究法条序号功能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桶，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