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伟生：为古籍续命.docVIP

杜伟生：为古籍续命 　　“过去像天一阁那些老的藏书楼，有空调吗？很简单，经常打扫，没有土，就不长霉；经常动它，就不长虫。要沾人气，就像一个房子几年不住人，马上完蛋。” 　　从部队到图书馆 　　尽管之前通过几次电话，在国家图书馆南区门口见面时，杜伟生还是让我略感惊讶。64岁的他，除了长期与古籍相伴带来的书卷之气，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干练与简洁，就像他在一部纪录片中所讲的：“我就是一个修书的，咱们现在讲叫古籍修复，修是指修补，复是复原。”从1974年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以来，杜伟生已整整修了40多年的古籍。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两项均与书籍相关。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北宋毕?N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书籍刊行日盛，与此相关的修复整理也逐渐形成一个行当。事实上，早在北魏年间，贾思勰在《齐名要术》中就有对古籍修复的相关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式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很大程度上，今人仍以千百年前的传统方法，延续着一本本古籍的生命。 　　只是，1969年当兵的杜伟生，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毕生从事这一行业。自幼在北京长大，杜伟生对古书倒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四、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里还有很多旧书，周末没事，他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去那儿看书。但在那个红色的年代里，革命书籍显然更吸引他，从《乌龙山剿匪记》到《欧阳海之歌》，在它们的影响下，杜伟生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建筑工程兵。 　　由于之前三年国家没有招兵，杜伟生这批兵一直到了五年头上才转业，从搞土建到做被服，那几年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忍饥挨饿与大运动量劳动。为了赶活，两天两夜不吃饭，并不稀奇。有次盖房子，一个兵在房顶上抱着梁柱就睡着了，不敢叫醒，只好先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再喊醒。因此，当转业挑工作时，他没有多想就选了图书馆。他说：“以前在外头干活，现在在屋里干活，强多了。” 　　没错，直到今天，已成为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的杜伟生，也依然如此看待自己的工作。在他看来，手工的东西没什么绝活，许多东西都是一层窗户纸，他比别人强的只在于经验，经见的古籍多罢了。 　　杜伟生刚进馆的时候，国家图书馆还是在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缮组还叫图书修整组，组里最有名的老师傅莫过于“三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与“国手”张士达。“三肖”不仅修书，而且懂书，张士达则是来自琉璃厂的古籍修复师傅，新中国成立后为修复国宝古籍《赵城金藏》而被延请至馆。老师傅们的版本功夫，让杜伟生极为钦佩。一些专家无法确定的版本，经常拿给老师傅们鉴定。一次，有人拿来一本古籍找肖振邦鉴定，他看了一眼就判断为元版，对方问他为何如此肯定，肖振邦很快答出了藏家的名字。 　　幸运的是，到馆不久，杜伟生就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古籍整理进修班，在那里与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古籍编目方面的知识。古文献专家王重民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杜伟生：“版本学，就是比对之学。”或许是行伍出身，这种简洁务实的风格对杜伟生非常适用，他也习惯于用身边最简单的例子，讲述古籍版本的知识：“就像咱俩以前打电话没见过面，今天第一次见面，如果咱们在一块工作，一块吃饭一块出差，最后一进来一走道就知道是你来了。” 　　修复敦煌遗书 　　从国家图书馆南区大门进去，经过严格的安检，绕过几条走廊，就到了善本特藏部文献修复组的办公室。在这个特殊的办公场所，十来张巨型修复台就是每个人的办公桌，桌上有专用的灯具，应手的毛笔、糨糊、镊子等修复工具，每人座位旁还有一面用以裱贴的木墙。2012年退休之后，杜伟生被返聘回馆，除了日常的修复工作，他还不时指点一下旁边的年轻修复师。 　　1975年从北大学习回来后，杜伟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精装书修复和书画装裱，1976年正式开始修复古籍。干的第一个活，是和老师一起修复新疆出土的一个纸棺材。红柳条编成的架子，外面糊着唐代中叶驿站的一个账本，他们的任务是把这本账本修复出来。由于盖过尸体，味道特别大，这也是杜伟生唯一做过的一件出土文物。 　　杜伟生进馆之前，国图修复过的古籍最著名的莫过于《赵城金藏》。这是国内第一部宋代木刻版的佛教全书，由于在煤窑待过，大部分受潮严重。这部多达4450卷的本子，从1949年起历时16年修完，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杜伟生虽未参与，但潜心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由于受潮严重，许多经卷与黑煤混在一起不可辨认，当年为了揭开粘在一起的经卷，老师傅们采用了“蒸”的办法，将经卷放在特殊笼屉里，用热气哈几秒就拿下来，借着潮气，把最外头一层揭开，逐层再蒸再揭。 　　经过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