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蝌蚪找妈妈的改编艺术(共3540字).docVIP

小蝌蚪找妈妈的改编艺术(共3540字) 儿童文学作品免不了具有教育意义，实际上，一切对人的思想有所提升的作品，都具有教育意义。建国后，受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促进了儿童文学教育性的刻意表达。“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及其性质——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支撑点。[3]《小蝌蚪找妈妈》的教育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个被儿童追问和思考的问题上：“为什么不把青蛙妈妈的样子说清楚？”一位老师通过课堂的互动，得到的解答是：鲤鱼和乌龟故意不说清楚，它们是想让小蝌蚪自己去找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小蝌蚪渐渐地长大了。[4]另一个原因是小蝌蚪找的心急，没耐心问清楚。《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教育儿童如何认识事物，不能片面，要全面，即“十分自然地向儿童宣传了全面地认识事物的辩证法”。[5]茅盾在1962年看了根据童话改编的同名动画片时，题诗咏道：“蝌蚪找妈妈，奔走询问忙。只缘执一体，再三错认娘。莫笑蝌蚪傻，人亦有如此。认识不全面，好心办坏事。莫笑此事诞，此中有哲理。”[6]即揭示了故事中要认识全面的辩证法哲理。 “意识形态是文本里公开或明确的要素，流露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或者道德方面的观念和信仰。”[7]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其作品中流露出对统治阶级的认同、歌颂，也是自然的现象。然而，今天很少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小蝌蚪找妈妈》（1959），这也许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逆反或忽视。事实上，在（儿童文学）艺术领域，每逢建国10周年总有献礼作品的产生。这和时代氛围有关联，并非后人臆造硬套。“到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童话创作基本保持发展的势头，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包蕾的《猪八戒吃西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而出版的一些著名作家作品集，更是本时期童话创作的一次检阅。”[2]241《小蝌蚪找妈妈》也应归入献礼作品行列。在“小蝌蚪”、“找”、“妈妈”的关键词上，体现了对几度建国的试验、探索，最终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新中国）。“妈妈”在文化中是祖国、国家的代名词。“找”，则是主动探寻，近现代历史中仁人志士探寻救国建国的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乌龟、鹅之类的不是妈妈，青蛙妈妈则是和小蝌蚪自身一样的存在、来源于自身，是成长的蜕变，也即郭沫若在女神中嘶喊的“涅槃”。动画片《宝莲灯》（1999）是献礼片，故事流传久远，被广泛改编，但主要故事情节都是沉香劈山救母。这配合和呼应着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国家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极强。《小蝌蚪找妈妈》与之殊途同归，隐含着国人对近现代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即在反复的探寻中，终于找到和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人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何处才是人的归宿（精神家园）？此类终极追问一直是艺术难以释怀的、深藏的夙愿。怀乡追忆、伤春悲秋都是典型的表现。《小蝌蚪找妈妈》也表达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寻找母亲的过程，既是一种生命的本能诉求，也是在满足一种对生命来源的好奇，或者是在表达一种对母体（本源）的精神皈依。”[8]把妈妈理解成母体、生命的本源，无疑是深刻的。但与传统的“日暮乡关何处是”（唐?崔颢《黄鹤楼》）、“日暮客愁新”（唐?孟浩然《宿建德江》）的伤感不同，《小蝌蚪找妈妈》的基调是儿童的、成长的、积极的、欢快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建国初期火热的时代理想。 《小蝌蚪找妈妈》写于195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1963、1982年等多次出版。1959年的初版，钱家锌配画。1982年版，杨永清配画，故事文字受到了动画片的影响，略有改动。原作进入小学语文课本中后，故事文字被适宜改编。我们比较早期版本（1959、1963）和后期版本（1982）及小学版本，总结主要变化。颜色。有教学者质疑《小蝌蚪找妈妈》存在缺陷，认为作品没有交代无法回应孩子们的提出的从小蝌蚪（黑色）到青蛙（绿色）的颜色变化问题。提议改动一节为：“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又长出了两条前腿，它的身子也渐渐变绿了。”[9]这在童话原作里是被交代的，只是小学语文教材的减省改编掉了。原作为：“……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了尾巴，换上了绿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动物。从各个版本的中间故事情节的安排来看，小学语文版只让小蝌蚪遇到一个乌龟，加上开始部分的鲤鱼，仅有两种动物。强调了“四条腿，宽嘴巴”、“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舍弃了大鱼（大金鱼）、大白鹅、大螃蟹、虾、鲶鱼等之前对童话故事的改编想象。童话原作的三个动物（大鱼、大乌龟、大白鹅）设计的三个层次的反复，符合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动画剧本版另加了乌龟、鲶鱼，没有必要，语文教材版的减省为一个乌龟更是不应该。也许是照顾低幼儿童的缘故，但小学一年级（7岁左右）对故事的理解力，已足以让他们能够读懂和接受原作。事实上，盛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