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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满汉女性服饰的交融与变迁 　　清末民初新旧制度的更替、西方的先进风潮吹进了国门更加暴露出国内的封建和腐朽。传统的服饰习惯发生了改变，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变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在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文化。 　　一、清末民初满汉女性服饰的交融 　　1.主流服饰发生了改变，满汉通用交融 　　入关之初，清代统治者著名的“十从，十不从”，其中的“男从女不从”使得满汉两族的女性服饰在长时期保持了各自的特点与服饰制度。但清末时期，满汉两族长期的混居共处，双方的生活习俗日渐趋同。光绪帝更是在1902年颁旨“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如此反映出满族统治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以丧服为例，原女真旧俗并无孝服之说，至清末，仿效汉族穿白色孝服，满无论男女孝服与汉服基本一致，正是由于婚丧嫁娶的风习趋同，为满汉女性服饰相互交融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满族妇女是衣裳连属也就是深衣制，而汉族妇女依照明朝旧制是上衣下裳分属。在清末的10年里，妇女服制开始发生变化，其一是洋装受到了进步妇女的青睐。但受青睐的服制款式也仅限于洋装与皮鞋。其二是学堂式女生装扮开始在青年女性中流行，其三是一些妇女喜欢穿着西洋化的男性服饰清末民初，正是政治与文化的这样新旧交替，在满汉女性的服饰也体现为新旧夹杂、满汉夹杂、中西夹杂。 　　1912《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的基本原则。所以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封建的清政府的统治，更是缔结了服饰等级制度，结束了满族旗人妇女等级分明的贵族服饰制度。由于统治阶级的终结，贵族们不再被强制着装，很快“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 　　辛亥革命打破了清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使得满族服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使统治阶级也就是满清贵族服饰开始向平民化转变，这其中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满清贵族由于不再依赖清政府提供的俸禄，生活上开始拮据窘迫，在服饰上无法再像从前“十八镶滚”，而政治上的原因；被推翻的清政府无力继续庇护满族旧人，颁布新法会鼓励旗人旧族向东北移民，辛亥革命的余威带来了强烈的社会影响，旗女不敢穿旗袍，在这一时期，旗女开始向汉女学习，穿着汉女的服装。而汉女初始不屑于穿旗袍，西方列强打开的清朝大门不只带来了新的思想，也吹来了新的审美与服饰，汉族妇女对满族妇女之服饰渐渐不再抵触，无论满汉，进步妇女开始穿着西洋化的服饰。 　　2.放足布鞋、革履和丝袜 　　原满族女性的“天足”与汉族女性的“缠足”即是不同民族审美文化的趋使，亦是满汉种族的区别。清初时期就曾下令满族妇女不许“缠足”。“一般汉民，实寓以小足与异族区别之心理”故“谓大脚为旗装”小足为“汉装”（李荣楣，中国妇女缠足史谭）。所以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使得汉族女性慢慢开始穿满鞋、着旗袍。《大公报》就曾发表文章《戒缠足说》，以劝导当时的妇女放弃缠足，缠足对女性不只造成身心的迫害，更是毒害了其思想与观念。释足渐渐地将女性从身体上解放，更解放了传统约束下的思想，一些地方上开始发展女学、将妇女振作与中国振兴紧密联系起来。汉族妇女不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走出深宅与八旗女学一起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刘冠昭在《长春风俗谈》中写道：“一曰明装，纤足方鞋，髻圆而高，上服过膝，宽博大袖；---一曰旗装，高髻燕尾，长袍马褂，或穿半臂，天足旗鞋。”但应这是在东北，满清的关内“发祥”之地，所以满汉女性的差别要格外的明显。而在中国其他的地区则没这么“满汉各异”。在湖南、天津、北京等地方，妇女的打扮“可以随便，不必发愁”了。尤其至辛亥革命后，“以小足与异族区别”的状况更加不复存在。 　　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的兴起是一个开端，这场不缠足的革命持续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各地政府积极配合，出现了与“天足”相适的“放足布鞋、革履和丝袜”。20年代在上海与湖南开始流行高跟皮鞋。高跟皮鞋加上修身的旗袍成为了无论满汉追求流行时尚女性的必备装束。但是与此同时，“小脚”也未全然消失，缠足陋习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3.西风东渐带来服制款式 　　清末民初，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欧美等西方服饰得以流行，李伯方在《文明小史》中记“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的辫子拖在背上，男不男，女不女的。”生动的描写了当时西洋装扮受到妇女的青睐，其中不只女性服制，连男式的皮靴，礼帽等都变成了晚清女性的时尚装扮。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则以上海为服饰的流行中心，以西洋审美为主体的改良旗袍成为了女性流行的主要服饰之一。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中》描述：“近今新式衣服，窄口缠身，长能覆足，袖仅容臂，形不掩臀，偶然蹲，动至绽裂，或谓是慕西服而为此者。显然由于西风东渐的影响，在此一时期无论满汉妇女服饰的廓型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