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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 郑杭生 杨敏 2008年10月08日10:2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近年来，新布达佩斯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再度升温。有的人极力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论证，也有的人通过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进行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的这类动向是直接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种种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眼里，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是所谓“第二次大转变”，并认为这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因而提出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以说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话语重新激起了“社会转型”一语上的诸多疑点：什么是社会转型？什么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究竟是什么？　　这种情势在中国的出现有着更深层的社会背景。近30年来，前苏联的解体、东中欧国家社会制度的剧变，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全球性的“向右转”，形成了社会学有史以来一场空前未有的巨变。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的论证重新回潮，再度成了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新布达佩斯学派在中国的一些影响实际上是对这种国际性思潮的一种回应。这种情势凸显出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的分野：中国社会转型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所主张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的原则问题上，广义转型论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之间根本分野的分析，阐明广义转型论如何以开放的、宽阔的、包容的视野来看待现代性与社会转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的关系。　　第一，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于社会转型的根本不同的理解。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主张，社会转型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转变，将社会转型局限在一个十分狭隘的历史过程、地缘空间、社会制度的范围。与之不同，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是随着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地区的本土社会生活、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实践结构的不断转变过程。关于社会转型的这一解释旨在着力体现社会学研究本身具有的宏大历史感与现实实践感，因而我们也将这一观点概括为“广义转型论”。　　新布达佩斯学派对社会转型给予了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　　广义转型论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具有宏大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实践感，并将社会转型视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贯穿性的和持久蕴力的思想范式。如果认真研读古典社会学文献、理解当代世界社会学名家的最新研究，不难看出，无论社会学家们是自觉的还是下意识的、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是直接的还是暗含的，以广义转型论为视野的社会转型研究，构成了一个主导性和实质性的主题，以不同的方式包含在或体现在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基本方面。所以也可以说，社会学自其创生之时即开启了广义转型论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本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学术的正源和主流地位。　　第二，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对待经典学术资源的不同态度。新布达佩斯学派基于对社会转型的狭隘解释，力图使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资源以及学术传统满足于这一框架，因而导致了对待传统资源的一种随意性态度，对已经被理解的学术经典造成了重大误解。与之不同，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的广义转型论主张，现代性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总体趋势，着意探索这一过程的“顽强逻辑”，及其在不同本土社会的重大具体情节、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在以往，这种持续性探索凝成了社会学的传世经典；在当代，它仍继续推进着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经典化过程。　　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伊亚尔(Eyal)，塞勒尼 (Szelenyi),唐恩斯利(Townsley)等人力图建立“新古典社会学”及其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框架，认为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的一个假设，是“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　“对马克思及韦伯来说，问题在于：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因此“花费巨大的学术工夫去探究‘资本’的起源或‘原始积累’的过程”。新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