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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 2014-10-08 15:08:54来源： 财新网作者：菲利普·阿吉翁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4年10月08日 菲利普·阿吉翁 ? 1.引言 　　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的政府普遍将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全球化的到来已经驱动这些政府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的竞争力方面。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产品出口到国外的程度，从而可以用其较为充裕的商品和服务来交换它所短缺的商品和服务(Altomonte et al，2012)。（①Philippe Aghio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经济增长理论领军人物，法国总统奥朗德唯一经济顾问。本文由作者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演讲修改而成。感谢《比较》特邀编辑李一南对译稿的校定。①最近，通过引入CICE（Credit d Impot Competitivite）所致的法国财政贬值，引发了需求导向型政策的拥护者和主张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学者之间的热烈讨论。） 　　能够让单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的生产率，二是企业的规模。在这方面，梅利兹（Melitz，2003)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企业内贸易模型。该模型指出，只有具备足够生产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出口企业，因为生产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负担出口的固定成本。（①在实践中，信贷约束、劳动力管制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不完善都可能阻止更有生产力的企业成长为出口者所必须具备的足够规模。）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概述最新贸易文献中关于企业层面实现竞争力的主要观点。第3部分将企业层面的竞争力和生产率联系起来。第4部分将讨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的潜在决定因素。第5部分考虑企业规模增长的潜在障碍。第6部分重新审视纵向目标政策（或者部门政策）的作用。第7部分基于我们的讨论，就中国的新增长战略给出一些建议。第8部分进行总结。最后，在附录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简单模型。（*因篇幅所限，附录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直到梅利兹(2003)在贸易经济学方面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之前，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普遍建立在每个国内经济都有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假设之上。这包括两方面，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强调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相反，克鲁格曼（1980）和赫尔普曼（1981）近期的理论则把收益递增和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作为贸易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最新的证据表明，上述两种驱动力都在起作用，一国同一产业内企业间异质性的程度很高，而且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企业层面的生产率、规模、企业层面的技能和工资，以及资本密集度等多个方面。另外，就像梅利兹(2003)所预测的，这种异质性，尤其是生产率方面的异质性，是企业是否参与国际贸易、参与到什么程度以及作为出口企业表现如何的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赛弗森（Syverson，2004)举例证明了产业内差异的程度。在美国一个一般性的部门内，生产能力最强的10%企业，其生产能力平均是生产能力最差的10%企业的2倍。最近，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 and Klenow，2009)的研究表明，在新兴经济体中，这种产业内的差异甚至更大。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在一个一般性的产业中，生产能力最强的10%企业，其生产能力往往是生产能力最差的10%企业的5倍还多。 　　此外，无论是用生产率还是企业规模来衡量，企业层面的绩效分布趋向于高度倾斜（典型的帕累托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有很多绩效不好的企业，而绩效好的企业很少。这反过来说明，就平均绩效而言，产业内的异质性要比国家间、产业间的异质性大得多。换句话说，忽视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只是关注产业层面或国家层面，会导致“归并偏差”（aggregation bias，Altomonte et al，2012)。而且，如果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是通过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出口能力的异质性来反映的话，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政策处方。 　　现在，正如梅利兹模型（2013）所假设的，只有在一定绩效水平以上的企业才能够出口。阿托蒙第等人(2012)也解释到，任何政策如果仅仅盯着提升产业层面的平均生产率，而不对该产业内企业绩效的分布、特别是不对具备出口门槛条件的企业数量产生影响，那么该政策也不会对这个产业的整体出口以及竞争力产生影响。事实上，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少数幸运儿”的案例，即只有在特定绩效门槛以上的少数企业才能够成为出口企业或走向更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化”。因此，直接观察企业层面的差异和理解企业层面的特征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