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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建构大学教育论文(共3777字) 一大学教育与文化战略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将“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课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课程。由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了理论方向。作为对通论性知识的展开与补充，还有一些大学以经典阅读的形式开设此类课程。但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已经形成？其中应由哪些知识或学术内容组成？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文明冲突与对话日益激烈，能够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观应该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文化观有何关系？知识不是凭空创造的，因此，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鉴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观念关涉文化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结合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确立新的文化观。 二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化观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事实上根源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走向崩溃。面对强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复兴中国文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体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战略的规划。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和深厚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他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提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专门史撰述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柳诒徵撰写于2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撰写于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撰写于4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傅伟平开始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编成八十种，因抗日战争中止，共计出版了四十多种，多为中国文化专门史的开山之作。这些著作大都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和融汇中西、与时俱进的学术取向。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表明其书宗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突破了以善恶褒贬和评判兴亡成败为主的的传统史学疆域。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产生了论战。此后又连续发生“科玄论战”，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文化论战，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现代中国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同时熔铸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新的文化理论，如“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热”兴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陆也得以发展。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的主体是新儒学思想，旨在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已经设置了人种学的课程，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中国开展调查与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学习人类学，受到系统完整的人类学教育。他们在国外就已经发表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等。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黄文山《文化体系学》、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陈序经《文化学概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文化人类学者受欧美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