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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红包医院经济学解析(共6442字) 一、一种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从“成本-收益”角度入手约束员工行为，确保“无红包医院”名副其实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存在人的有目的行为，就会产生成本与收益问题，就会有活动当事人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和比较，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相关活动才会发生，否则，该活动将不会发生。从这一角度看，医护人员收受“红包”作为一种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定行为，当然也会产生成本与收益，只有收受“红包”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现实的收受“红包”行为才会发生，否则，这类行为便不会发生。因此，对于收受“红包”现象，我们便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收受“红包”的成本，是指医护人员因收取“红包”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成本一般可分为确定性成本与非确定性成本两类。确定性成本是一种可以预见、易于确认和识别的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心力耗费。收受“红包”作为一种以不正当手段和方式获取私利的行为，其实施一般均须进行事前联系接洽（如暗示或公开索要等）、事中安排实际交接、事后多方掩饰和否认等具体策划与操作。在这一过程中，收受“红包”的当事者当然须耗费一定的脑力和精力。二是精神负担。在当前社会舆论氛围中，收受“红包”毕竟是一种受到普遍谴责的不正之风，因此，不管收受“红包”者本身的思想认识与道德水准如何，在其内心深处一般还是能意识到这种行为实为广大群众所不齿，因而在收受“红包”后总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自责、自卑心理或某种负罪感。此其一。其二，收受“红包”后，当事人还会存在某种担心事情败露而被查处的恐慌，从而产生大小不等的精神压力。显然，只要有了收受“红包”的行为，以上两部分确定性成本就必然会发生。非确定性成本则是一种难以事先准确预见、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成本。由于收受“红包”可能败露也可能不败露、败露后可能被惩处也可能不被惩处，因而便存在一种如果收受“红包”败露且受到惩处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成本便是非确定性成本。 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收受“红包”当事人受到查办和处罚时将付出的非确定性成本也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经济性损失，包括因违纪而被没收的不合法收入、制度规定的惩罚性罚款以及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损失。二是社会性损失，包括因收受“红包”行为败露且被查处而遭致的社会谴责、人格失落、人际关系恶化等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损失。非确定性成本与确定性成本不同，其发生与否首先取决于收受“红包”行为是否败露并收到惩处，若败露且受到惩处，这类成本便发生，否则，将不发生。因此，这类成本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现实的收受“红包”成本，关键在于收受“红包”的行为被发现并受到惩处的可能性即所谓“查处概率”的大小。“查处概率”愈大，非确定性成本在收受“红包”预期成本中的比重便愈大，收受“红包”的成本便愈高，反之，其成本便愈低。再看收受“红包”的收益。所谓收受“红包”的收益，是指医护人员凭借承担医护责任、处置医护事务之便而私下得自患者的好处。这种好处大致可区分为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两种。物质性利益是指钱、物等有形的好处；精神性利益则是指从收受“红包”中派生出来的自得与心理满足等。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正是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切实提高了收受“红包”的成本、降低了收受“红包”的收益，才使“无红包医院”名副其实、持之以恒，树立起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先进典型的光彩形象。10年来，该院通过不断深化职业道德教育，成功地营造了“拒收红包光荣、收受红包可耻”的浓烈氛围；同时，制订与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并细化了对收受“红包”者的处理办法，如规定收受“红包”者一经查实，将收一罚十，且须负担送“红包”病员治疗期间的全部费用，并扣发年终奖金，低聘技术职务，直至取消处方权等。制定制度后则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监督其落实，如在病人入院时医院均给病员及其亲属发送一份《告病人及家属书》，并签订“医患道德合约”，明确要求患者不得向医护人员送“红包”；在医院内部建立了举报制度，由院领导直接负责接受病人及家属的举报；在院外，专门聘请了市政协、文化、教育、新闻、社区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以及平时与医院交往较为频繁的离退休老同志，随时反映有关该院医德医风方面的情况；病人出院办理手续时，填写《病员满意度测评表》；病员出院后，医院还定期组织专人对15%左右的出院病人进行家访或信访，了解医护人员有无收受“红包”情况，等等。 不难发现，以上各项举措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收受“红包”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有效地降低了收受“红包”的收益：良好职业道德氛围的形成，既有效降低了收受“红包”的“精神性利益”，又使收受“红包”的实际操作难度加大，实施环境与条件更为不利，从而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