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q高项福利社会状况与对比研究.docVIP

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那么，生为一个瑞典人到底有多幸福呢？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病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自己整天心情阴郁，白天无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医生认为他可能患了轻度的忧郁症，这种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欧很常见，日短也长的冬季尤其是发病高峰。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星期的病假，并建议他平时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阳光。 病人听罢，立刻嚷起来：我们这里户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点天都没完全亮，晚上4点就已经黄昏，你让我怎么户外活动？哪里去晒太阳？恰好那时正值严冬。医生一想，病人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再给你加开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众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国家埋单的，而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度假胜地。 如果你认为这个夸张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那就错了。它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听来的，并得到了另外好几个瑞典人的证实。他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不忘记加上一句无奈的感叹：“不过这样的好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能了。” 这几天读到《南方都市报》和《东方早报》等报纸上不断有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脑子里不由得又冒出了这个令人无比神往的故事。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几个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个遥远的“幸福国度”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为这场学理层面的有趣辩论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它们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Norrkouml;ping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的森林茂密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我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办事拖拉的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人人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懒的。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而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的情况做类比：一般假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郎出头一点的话，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差不多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习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会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因为工资都是固定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而且，除非雇员自己跳槽，公司方几乎无法解除一个员工的聘用合同。正因为如此，在瑞典的管理培训课程中，团队合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我所接触到的瑞典人中，除了少数大企业主，一般的职员、小老板、甚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级白领，对这样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并无太多不满，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好逸恶劳。每隔四年，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选票投给奉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致在过去3/4个世纪里它执政的时间超过了90%。还有一个事实可能会令冒犯那些福利国家批评者的智力和推理——瑞典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据我的观察，一般雇员对于公司内男女平等之类问题的关注远远多过对更高薪水的渴望；而老板们似乎也很少认为自己不应该给雇员发那么高薪水的。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更是纯属杞人忧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曾经寻问一位哥德堡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为什么瑞典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的回答是：我们信不过那些大陆上的国家，在他们那里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在我们这里大多是公开的，加入了他们，难道以后我们的政府也像他们那样事事都对国民保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刚才说了，一个瑞典人如果答应了你什么，他是绝不会爽约的。可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的情况临时有变化，需要他作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