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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家书》――国最早的新闻信辨析 　　摘要《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和说辞。本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信。《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具有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新闻价值属性，“5W”要素较为齐全.同时还体现了中国早期的劝服传播理念以及两面提示、恐惧诉求等传播技巧。本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的上行文书已初具现代新闻故事结构，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新闻文体。上行文书的传播活动推动了策士与战国各诸侯国君间的信息交流，是唐代进奏院状的先声。 　　关键词：战国纵横家书；新闻信；新闻价值；5W要素 　　《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共27章，其中有九章内容与《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因其性质及内容与《战国策》相同而被定名。帛书收录了苏秦、韩珉等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其中苏秦的篇幅最多，共16章。帛书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君主游说的书信，共计14章。由于多是苏秦等向各国国君汇报情况的文书，即下级对上级所行之文书，故一般把这14篇称为上行文书。上行文书除个别处与《战国策?燕策》相同外，其余均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书内容涉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出土40余年来，围绕《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是局限于史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尚是空白。由于其面世时间较晚，不管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还是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新闻史著作中均无论及。而实际上，《战国纵横家书》作为新闻信的早期形式，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开启了中国传播学的劝服实践，而且也体现了早期中国劝服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新闻信的源起及其理论界定 　　新闻信是用于传递新闻、交流信息的书信，起源于公元前500年的古罗马，是史上流传最久的手写新闻传播形式。作为通报情况的书信，新闻信分公信与私信两类。公信指官方新闻信，多传递政治及军事情况。私信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内容更为丰富。关于新闻信概念界定，国内外尚无统一共识。卡斯特（RICHARD CUST。1986）曾经对“非正式”的新闻信、写给朋友或其他交往关系的夹杂在私人和商业信件中的新闻及“纯粹的”新闻做了区分，并把它们都归为新闻。艾瑟顿（IAN ATHERTON，1998）则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不足以涵盖众多含有新闻因子的信件。塔格（LAWRENCE TAGG，1993）认为，很难对新闻信，尤其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新闻信做出定义、识别及评价。《韦氏大词典》把新闻信定义为一种印在纸上传播新闻的通知信。一种印刷纸、小册子，或是小型的报纸，上面有新闻或流行信息，并与特定群体的利益相关。这是一种较为晚近的基于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定义，解释过于笼统。应该说，早期新闻信与《韦氏大词典中》所说的新闻信还存在不同特点：造纸术发明之前，西方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古罗马的新闻信即是写在羊皮纸上流通的；印刷术未出现时新闻信也是以手写方式传播。学者李彬把唐代进奏院状报定位为新闻信，其与方汉奇先生的谈话中，方也着重提到唐代进奏院状报与新闻信的对等关系。其中，敦煌进奏院状体现出中国早期新闻信特征：1.信息有价值，不定期传发，读者主要为地方官员；2.行文上有公文色彩，又异于一般公文且时效性强于一般公文；3.提供的消息多是朝廷政事活动，当中内容有的与收阅者有直接关系，有的无直接关系；4.消息来源一般是进奏官员自己采制，也有进奏官从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的，筛选的内容一般是上级关心和期望了解的内容。如果与敦煌进奏院状相比较，《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不仅具备以上所有特点，而且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属性和文体特征，只不过传者为战国策士，读者为诸侯国君。 　　事实上，新闻信的发展贯穿于手写新闻的发展过程中。国外手写新闻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公元前509一前27，手写新闻存在两种主要形式：公告式（原始形态的官方公报）及私人新闻信。此时新闻信尚处于原始阶段，主要在社会上层官僚和贵族问流行，小众传播、未发行和出售是这一阶段的特征。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的新闻发展的早期特点。倪延年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分为口传、记传、信传及书传新闻等7个阶段。其中“信传”新闻阶段特指社会成员借助文字书写手段，把发生在一时一地的新闻信息书写在纸张上，并以密封的方式由专人向身处异地或异时的特定社会成员传播新闻信息的新闻传播活动阶段。二是公元前27年一公元476年，手写新闻发展成《每日纪闻》（ACTA DIURNA）并于476年随着西罗马灭亡而停刊，其内容主要是帝国政事、战争消息等。这一阶段罗马出现盈利性手写新闻信，面向一定范围的受众传播和发行，盈利性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三是文艺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