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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共5699字) 一、192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 傅斯年曾经说，“一种学科的名称”不过是“某套或某某套问题”的代称而已。探讨中国学界对“社会学法学”的认识，不必囿于今天的学科规训，认为非有其名不可。今日之“社会学法学”或者“社会法学”，亦或“法社会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探讨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也应由此入手。清末民初，现代法学初兴于中国，学界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必有认识，但此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暂置不论。到1920年代初，学界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早在1920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启修就对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有所注意。他认为，法律既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又不能时刻变迁，如果“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则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之弊矣”。由此可知，陈氏认为正常的“社会法学派”之主张，能够注意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问题。同年7月，陈启修在探讨法之本质时，论及“社会目的法说”。他认为，“社会目的法说”产生的原因是法律专制之流弊，实验主义哲学之影响和劳动阶级之自觉;此派又因“注重方面，小有异同”，再分为心理学的、社会连带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三派;“社会目的法说”认为法为手段而非目的，贵乎社会的作用和目的，其内容应随社会而转移，不必有绝对之真理;研究法学，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法律学之注释方法，对于法之适用，重自由的而非逻辑的解释。陈氏注意到“社会目的法学说”使“法学大势，为之一变”，“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其先社会而后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不过，他认为“社会目的法学”有偏激之处。1922年2月，正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吴经熊发表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旨在介绍最新之法理。他认为，20世纪之“理”是“实事求是的理”，是“社会日常行事中之理”;法律公平之实质变化莫测，而公平之名目永远存在;法律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人类文化的一种手段;“纯粹的法治主义不免种种流弊，必须用治社会学的手段去补救”法学，才能“从法律的专制而得解放”。同月，朝阳大学李炘在《法政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法学派》，正式提出了“社会法学”的概念，并对其涵义进行解释:“标榜法律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与法规关系之学，称之曰: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法学派经由实证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成为综合统一的社会法律学;社会法律学的“二大革新之旨趣是:否认注释的方法之自足论而陈述社会学的方法之重要，攻击法律学自身自足之态度，主张以法律学为社会学之一部”;其具体研究方法有六: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学说影响于实际社会之结果，用社会学的研究为立法做准备，研究法规实效之手段，研究社会学的法律史学，谋求个别事件的正当合理之解决，使法律目的确实有效。 在李炘的社会法学派之世界谱系中，主张“自由法运动”的法学家们属于社会法学派，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志田钾太郎、牧野英一和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也属于社会法学派，其中对施塔姆勒的正法观尤为推崇。①1923年1月，东吴法学院陈霆锐提出了“社会法系”之概念。他认为，社会法系是最近一个世纪以内，“诸文明先进国”在个人主义之外另创的一种特殊法系。在陈氏看来，社会法系在文化上的根本点是社会义务而非权利，其立脚点是“社会互助论”。陈氏断言，“社会派之法律思想，将来必支配世界他日之法律，必无可疑也”。②除了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学界还出现了关于刑法和民法社会化，以及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者和劳动全收权的法学社会主义论。前者如刘震的《战前战后刑法之社会的任务》(《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2期)和许藻镕的《现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观念和他将来的趋势》(《学林》，1921年第1卷第1期)，后者如署名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期)和杨孝斌的《社会主义与法律之关系》(《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5期)。 二、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推进 1.提出“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分析“社会学法学派”兴起的原因1924年1月，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这是在陈启修、李炘、陈霆锐之后提出的又一个指称西方“最新法律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自上古至19世纪末，法律学说可分为哲学、历史、解析三大派，而新进兴起的第四种学派则是社会学法学派。根据张氏的理解，该派的“原则与主义”有四:一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协调;二为“重新审查法律所根据之原则是否与近世世界之状况不背”;三为进行“社会学之研究，为立法之基础”;四为“法官判案当随案情之异同而求判断之公允”。③由此可知，张氏心目中“社会学法学”的内容至少涵盖社会利益理论、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的运行实效等方面的问题。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