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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扶桑》中的女性主义叙事 　　摘 要：严歌苓作为北美文坛中华裔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长篇小说《扶桑》在丰富的叙事策略下引入女性思考，从女性视角解读移民群体中女性的现状，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关注。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结合文本叙事策略，从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和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性别主体两方面对《扶桑》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进行解析，以此审视严歌苓作品中对华裔移民女性品质的描绘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言说。 　　关键词：严歌苓 《扶桑》 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引言 　　早期严歌苓的作品多围绕“文化大革命” 这段特殊的历史造成的伤痛诉说，小说中揭露了十年动乱对女性造成的政治强压和异化，参军入伍的军旅生活也为严歌苓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严歌苓对于压迫人性的丑恶现象有着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中期严歌苓的作品多关注移民群体，是因为其获得了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学习机会，全新的文学理论和写作思维为严歌苓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创作理念，同时异域环境下的生活体验也为严歌苓打开了新的视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潜在的种族歧视给移民女性带来的伤痛使严歌苓更加关注同类群体的生存状态。严歌苓中期的文学作品除一部分描写大陆生活外，更多的关注移民群体，尤其是华裔女性精神和生存的双重困境。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探究女性主义叙事学之前先要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利弊。 　　女性批评主义者的焦点放在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道德价值上，着重关注文本的故事内容，这使得其作品的文学特性和建构被削弱。与此同时，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产生发展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以作品常对这一现状进行抨击，而作家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同时常常赋予作品主观臆想和个人价值观，进而推导到所处社会大环境中，这就决定了它的不客观性。怎样进一步促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跨学科依然是它坚持的研究方法。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追求理论的普遍性，作品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真正落实到叙事文本分析实践中，却出现了用之过度的局面。 [1]因此，叙事学的研究也面临着亟待改变的现状，经典叙事学为争取长足的发展必须将文本作品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探寻新思路交叉融合而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性别主观性过重和政治性过于浓厚的缺点在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中被完善，结构主义叙事学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过于强调规律性、客观性的缺陷也被改善。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从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和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性别主体两方面对《扶桑》进行解析尝试。 　　二、人称机制下的女性言说欲望 　　叙事人称反应了作者从何种角度对故事情节进行描写，是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中的立脚点。除了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把控，叙述人称也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它反映着作者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状态，由此折射出历史社会大背景下特殊群体的现状。男女两性作家对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的作家也有不同出发点。即使是同一个在看待同一件事情上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为使读者立体地感受整个故事进程，文学作品的创作中通常使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进行描述，不同人称叙事机制下的情节构造和情感描写使得小说情节更加丰满，不同人称叙述的选择对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也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特别的体验。一般而言，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是比较常用的叙述机制。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受到限制。严歌苓作为新移民女性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承担起为异域环境下的女性发声的重任。作为移民华裔女性的一分子，结合自己生存体验，严歌苓不仅写当代移民的生活，而且将笔触延伸到早期的移民历史中。留学美国期间，她借阅书籍、查找资料，将中国移民史上被压迫、欺凌的历史记录在文学作品中。《扶桑》便是在此背景下创作而成的一本长篇小说，故事记载了中国早期移民史中一位美丽的乡间女子扶桑，她本是湖南茶农的女儿，在自幼与其定亲的少爷到美国淘金后，又被迫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亲。之后被人贩子卖到美国旧金山成为一名妓女。风尘生活下的女子受尽残害、遭人冷眼，扶桑却以自身强大的包容品质和纯洁的心灵保持着少女善良的本性。她身上所蕴含的古老东方女子特有的神秘色彩也吸引着西方人。克里斯便是迷恋扶桑的美国白人之一，他被扶桑所具有的特性深深的吸引。而扶桑却发现当地的华人帮派的头目阿丁（大勇）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因此，扶桑最终仍然拒绝了克里斯，并对阿丁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