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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 　　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强调诗歌“叙事性”的年代。诗学理论上对“叙事性”的界定，一直呈现为一个开放、流动的阐释状态。如果，它最初的发生有其限制当代诗歌抒情传统中空泛的情感、奥晦的思想和过于阔大的主题――一种“策略性”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在不停地吸收新的质素过程中，则更多地转向对于诗歌技艺与技巧的探索和历练。与“叙事性”含义有关的是众多诗人对“日常性”与“现时性”的提倡。“日常性”“现时性”因远离宏大抒情主题而与时代社会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使诗人的个体生命与个人精神空间在诗的叙事性中得以确立。 　　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日常性；现时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4-0244-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4.141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史诗化”的倾向与追求。如杨炼、江河以及后来的海子，他们将中国的神话与众多原型意象融会在诗歌里，以祈神般的姿态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穿梭往来，构筑了大量“行走在天空与大地之上”的抒情篇章。在这些抒情诗人的笔端，很少能读到基于现实生活的日常意象，在飞翔着的、超验性的想象中，诗歌悬浮在生活之上，甚至悬浮在时代之上，有人把这一时期命名为“超时代的神话写作时期”[1]。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人们对于八十年代追求表现自由、生命、理想等宏大主题的抒情的不满，一些诗人开始尝试着将诗歌创作由对于直接情感的抒发转而呈现为对于现实生活的描写。由此，“叙事性”开始成为九十年代诗人诗歌创作的一种写作策略。从以于坚、韩东、西川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全面进入中国的当代诗歌写作起，诗歌的题材、表现手法、精神内涵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他们以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平实的诗歌意象、充满反讽意味的诗意指向，逐渐拉近了诗歌与时代和生活的距离。 　　一、诗歌“叙事性”的内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强调诗歌“叙事性”的年代。对于叙事性的内涵，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阐释。如孙文波认为叙事在本质上是对处理复杂经验的全面提升[2]。即他所强调的是诗歌应当面对生活，是与现实普通平凡庸常生活的对话。当然对于诗歌这种体裁，它的叙事不同于小说的叙事，必须是一种“诗的叙事”，有它自身对于语言、结构、主题等的特殊要求。另外，如臧棣和西川则认为九十年代的诗歌叙事，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是提升诗歌表现力的一种具有综合创造力的手段。有的学者也指明叙事性“通过把诗歌引向对具体事物的关注，从细节的准确性入手，使诗歌在表达语言和对世界的认识时，获得客观上应有的清晰、直接和生动”[3]。总之，无论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从何种角度界定，在诗歌创作上要远离宏大主题的终极关怀，使诗歌写作介入到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表达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成为“叙事性”必不可少的内容。 　　里尔克曾强调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诗歌在“走向内心”的同时，又要通过对复杂现实经验的接纳与处理，而达到对生活、生命本质与真相的触摸，并用诗性的语言使本真的存在走出晦暗的遮蔽，而进入“光亮显彰的所在”[4]。但心灵创痛的未愈，历史记忆的犹存，时代场景的多变，对精神价值的应答、“意义深度”的追问同现实社会“世俗化”之间日益拉大的距离，又使得投放于诗人内心的经验与感受是杂芜的、暧昧的、矛盾的，甚至带有某种难言的分裂感。或许，九十年代提倡的“叙事性”可以成为诗人们在努力保持诗境的朗明与开阔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容纳、深化和传达复杂的生存经验的有效的技术性选择。 臧棣在《记忆的诗歌叙事学》一文中，曾对诗歌的“叙事性”作过条理明晰的、系统性的论述。他反拨于八十年代诗歌中的“乌托邦情结”“主观化主调”“类型式想象力”等而强调“把叙事做一种‘新的想象力’来运用”从而能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经验结构”[5]。的确，有生命力的诗歌必须能够穿越现实的场域，在与源于灵魂深处的声音间的摩擦与合流中，重新检讨“诗歌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从“现有的状态中解读出场域所包涵的各种未来的可能状态”[6]。其实，在诗学理论上界定“叙事性”，一直呈现为一个开放、流动的阐释状态。如果，它最初的发生有其限制当代诗歌抒情传统中空泛的情感、奥晦的思想和过于阔大的主题――一种“策略性”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在不停地吸收新的质素过程中，则更多地转向对于诗歌技艺与技巧的探索和历练。在一个多元语境中，当诗人们在不断探索着对于诗歌抒情的新的表现手段的过程中，同时也认识到抒情是诗歌的本质属性，但是与八十年代那种直接、浓郁、浪漫、远离现实的宏大抒情不同，诗歌的叙事性在表现手法上的重大转变是要拓展诗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