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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农场发展思路(共11368字) 生态农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与高投入、高索取、高排泄的石油农业或称机械农业相对，目前尚无确定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是指以生态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方式。生态农业与日本的环境保全型农业相似:日本农林水产省将环境保全型农业定义为“要充分发挥农业所拥有的物质循环功能，不断协调与生产力提高间的关系，通过土壤复壮，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减轻对环境的负荷，是具有持续性的农业”［1］。发展生态农业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促进农民就业，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农业可以充分发挥农业本身的多重价值，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我国建设新型农村的必要途径。虽然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实践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目前生态农业在我国农业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生态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市场满足不了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大量品质优良的生态农产品难以得到消费者认可。究其原因，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市场缺乏信任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根源:由于生态农产品属于信息学中的“信任品”———即消费者难以通过简单的查验或实际消费确定产品品质，只能以专业检测技术或产品以外的其他因素如信仰、习惯、情感等对其建立信任［2］，而信息严重不对称致使我国农产品市场形成消费者逆向选择效应①，以致价格低廉的机械农产品严重挤压高品质生态农产品的生存空间;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受到损害的消费者难以获得有效赔偿，更降低了社会对生态农产品市场的信任度。制度在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积极主动的制度供给方式、用法律的方法提高社会对生态农产品市场的认同度和信任度，是我国生态农业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以立法方式推动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信任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具有依赖性［3］。目前我国生态农业以小农户生产经营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农地(包括耕地、山地、家庭园地和家庭养殖水面)面积仅为2.96亩/人，并且这一数值多年变化不大;根据2011年统计数据以每户农户3.6人计算［4］，我国平均每户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只有10.7亩左右，在山区每个农户经营的农地更少。生产规模过小不便于产品品质信息传递，一些生态农产品信息媒介甚至将小农户生产者排除在外，小农户承担赔偿责任能力弱难以在直接市场中建立信用，经销商也因为担心在赔偿消费者之后追偿困难而不愿意采购小农户所生产的生态农产品，这些都决定了目前以小农户生产经营为主的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困难。因此克服我国生态农业面临的困境首先需要以规模化生产主体作为生态农业主要生产经营者。 (一)我国应当以家庭农场为主体发展生态农业 有观点认为大型农业企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信任，我国应当由大型农业企业作为生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但由于理性和控制跨度具有有限性等原因企业的效益并不一定随规模的增大而递增［5］，实践已经证明由于生态农业生产及管理人工成本过高，随着生态农业企业规模不断增大边际效应却逐渐下降，甚至为负值;有国外学者也通过研究发现大型农业企业适合发展较低劳动力监控要求、资本密集型农业，不适合发展高劳动力监测要求的农业［6］;加之大型农业企业不适合山地和丘陵等农田狭小地区，以及存在垄断危险等，所以大型农业企业不能作为我国生态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力量。我国生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选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从我国农业布局来看，农田广阔地区更适合发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以保障我国粮食数量安全，山地、丘陵等地区适合适度规模经营生态农业作为机械化农业的补充;从生产要求来看，生态农业可以延续我国传统的家庭组织方式进行生产，现代生态农业就是以东亚传统农业为原型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当时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King考察了东亚几国农业数千年兴盛不衰的经验并介绍给西方，这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农业方式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广泛采用，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生态农业［7］;从农业发展战略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中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201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2014年初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我国农村改革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适合采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家庭农场模式。家庭农场在国外是一种早已成熟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各国对家庭农场的界定略有不同，但由家庭经营是各国家庭农场的共同内涵，美国农业部网站将家庭农场界定为“没有雇佣经理、不含非家庭成员的法人或合作组织的农场”［8］。很多发达国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