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1984：风起云涌的创业时代.docVIP

追忆1984：风起云涌的创业时代 　　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很有必要，但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也是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 　　一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宁如坟场的破落工厂，“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愤怒表达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的宣言。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年，依托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 　　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却无法否认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配的舞台，既然体制内给不了，只能在体制外寻找机会。 　　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4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蚪职焖芰仙?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 　　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 　　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 　　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元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奇葩。 　　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