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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a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9, No. 1. 《剑桥清代前中期史 》 第七章 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 由于从早期开始，帝国的权力就已经在君主和他的臣僚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因此清王朝利 益的分配从来没有单方面地有利于统治者或他的臣僚。只服务于君主及皇室一时的意愿而不 遭到官僚机构和服务于其中的汉族文官反对的“满族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由于君 主利益和文士价值观之间这种不对称的重叠，王朝主要根据统治者和政府文官之间的合作进 行运转。这种动态的合作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在非汉族君主的统治之下，既有活力， 又有适应能力。尽管双方都互存疑虑，但清朝统治者将汉族精英的传统价值观和思想变成了 清王朝统治的神圣信条，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的精英也信奉这些律条。 被帝国认同的信条并不代表王朝的霸权是一个大一统的、坚固的体系，辨析清朝教育体制的 结果，是与其预期的政治功能相左的。例如，重要的思想潮流与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并无关 系。在以下第一、第二、第四部分，将从科举对经典文本的确认的角度，针对 1650—1800 年间士人角色的变化，从制度和社会层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描述了科举制度与精英文化活 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科举考试制度所受到的大量批评和抵制并没有作详细描述，但以下讨 论的“汉学”的兴起和对“自然学说研究”新兴趣的讨论，将展示清政府内外士人的精神生 活在清廷体制内外的重要性。（（注释：(〗参见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伯克 利，2000 年），第 4—10 章。（（注释：)〗不论怎样，1800 年以前，在科举考试的过程及其 机构演进的背景下，能够更好地了解士人的社会文化角色。尽管有许多非官方和官方的不同 意见，清朝官员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社会习惯、政治利益和道德价值通过学校和科举体系以官 方模式继续衍生着，在 1550 年后达到成熟，并一直持续到 1905 年。 士人教育、精英社会和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 在宋代以前的汉族王朝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地位；与这 些王朝相比，清政府则是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除了军队中的诸旗和王室家庭之外，人们的 社会威望和政治任命主要取决于科举考试取得的公共资格。17 世纪中期清朝入关后，汉族 士人作为一个享有政治地位和社会特权的非世袭精英阶层，通过科举巩固了地位，士人的社 会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巧妙地运用经学的世俗价值观使通过公平政府 渠道选拔官员的制度合法化，清政府维持了一个在政府、社会中占据政治和教育核心地位的 考试系统，直到 1905 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建立在非技术的传统道德和政治理论基础上的传 统教育，非常适合选拔服务于清帝国政府机构的前现代社会精英，正如人文主义和拉丁经典 教育服务于早期现代欧洲的精英一样。而且，清朝的考试还包括论述政府财政政策、军事组 织或政治制度等与治国才能相关的策问。（（注释：(〗安东尼·格拉夫顿和莉萨·贾丁：《从 人文主义到人文学科：15、16 世纪欧洲的教育和大学文科》（剑桥，马萨诸塞州，1986）。（（注 释：)〗 社会层面 教育的成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掌握经学的训练。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来说，王朝 政治选拔的机制转变为地方战略家的教育目标。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方学校体系只向 具有古文修养的人敞开，因此一个家庭为了取得或保持精英地位，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最 初准备阶段就成为家庭自己的任务。那些能负担得起因年轻人参加考试而导致经济和劳动力 损失的家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那些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当他们被迫在对父母亲友的社会责 任和自己个人抱负之间做出选择时，对名利的追求通常战胜了理想主义。对于那些科举考试 的失败者，则可以选择教师、讼师、市井作家和医生作为职业，以利用他们已掌握的文化知 识。（（注释：(〗参见夫马进：《讼师秘本の世纪》，见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 （东京，1996 年），第 189—238 页。（（注释：)〗 士、农、工、商之间的社会差别影响着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由于优越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转 化为学术优势，因此士人身份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从明代早期开始， 法律即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商人家庭也看到了参加科举考试是获得更多财富及社会 成功的途径。清代的商人，例如扬州的盐商就成为学术和出版的文化赞助者，与士人阶层几 乎难以区别。由于商人的资助，传统学术繁荣起来，图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大量印刷和收 藏。其结果就是使士人和商人的社会策略与利益合为一体。（（注释：(〗何炳棣：《扬州的盐 商：中国 18 世纪商业资本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17（1954 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