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pdfVIP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 兵 内容提要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 2O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 一 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 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 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关 键 词 新文化史 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 2O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 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 5O年代后形成的社 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 出的问题，在当代西 方史学领域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方向的 重大转折 ，新文化史 由此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 趋势。所谓“新文化史”，源于 1989年编辑出版的《新文化 史》①一书。这个词概括了7O年代后西方史学的主要研 究取向，将原本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 学等名 目统一于其下。1999年 ，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 的美国历史学家林 ·亨特在对十年前提出的“新文化史” 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以“超越文化转向”来说明新文化史 十年中出现的新变化。此时她 已不再提“新文化史”，而 代之以“文化转向”，指出，“(这些)趋势我们现在将之归 在了‘语言学转向’或 ‘文化转向’的总体标题之下”④。 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基本相一致， 或如英国文化史家彼得 ·伯克所说的，“‘新文化史 ’或 ‘社 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 部分”④。 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是一次全面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而言，可以理解 为 三个维度上的转变：第一 ，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 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次，在文化史学科 内部，发 1 52 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其 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或无文化向重视文化 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乔治·伊格尔斯在谈及 2O世 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西方史学趋势时，写道：“尽管 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 ， 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 这一重新定向 所指 ，正是新兴 的新文化史 。 社会史 向文化史的转向 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社会科学史学)是 2O世纪中 叶后西方史学的主流，霍布斯鲍姆在 1970年满怀信心地 表示：“对社会历史学家而言，现在是一个好时机。”⑤同 一 时期在欧美各国，社会史研究几乎都臻于顶峰，雄踞历 史学的中心位置。伊格尔斯将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归结 为：“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 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 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⑥这方面的论述不胜 枚举，结论也都基本一致，不过本文则更关注于其后发生 的历史学转向。在西方史学的漫漫进程中，这一次的转 向同之前的历次新陈代谢一样深刻而剧烈。 1985年，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本中特 别补充了从 1975年到 1985年 1O年间的变化，“1O年来， 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 体而言，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 向更为明显地关心 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尽管如此，在当时 他仍然认为文化取向同社会科学的取向之间并不矛盾， 更没有决裂，甚至还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将历史 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 不论是致力于经济学和人 I：1统计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年鉴 派历史学家、致力 于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的联邦德国社 会历史学家、还是研究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马克 思主义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义的 研究者”⑦。在此 ，伊格尔斯更加看重的，是他们作 为一 个整体同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立场，而淡化了 他们内在的差异 ，淡化了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差不 多又一个 10年后，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做 了更加明确的划分，他在 20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出“两 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十九世纪的专业 历史学所持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 转化为二十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 形式。”而第二种则发生在 70年代后，他写道：“如果说社 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政治 的研究的话 ，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 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⑧ 林·亨特则直言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的反动⑨ ，其矛 头直指爱德华·卡尔的社会史主张——“历史学越来越具 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