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_刘成纪.docxVIP

一、中原文化的地域特性和国家特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发展的区域性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这一讨论在20世纪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是20世纪前半期，由刘师培、王国维等首开南北文化差异的论述。此后，关于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研究相继展开。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知识分子回归本土文化的精神欲求和地方政府文化实利主义观念的影响，地域文化研究重新起步并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其中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论，为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动力。今天检视这两个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相关研究明显重南而轻北。学界在论述荆楚、吴越、岭南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时，黄淮以北中国文化的区域性问题几乎不被涉及。二是重边缘而轻中心。现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基本上是与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争论的历史，这种争论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共存的特点，但同时也导致了对中原这一中心的忽视和遗忘。三是重局部而轻整体。像在中原文化这一范畴之内，近年来兴起了河洛文化研究，并在学术界形成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就中国文化与各地域文化构成的层级关系而言，“河洛”明显无法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起到直接的拱卫作用。或者说，它并不具备与荆楚、吴越、岭南等区域文化形态形成并置关系的文化态势和地理广度。这也是一些学者在讨论河洛文化时，不得不将其放大为中原文化来诠释的原因[1]。收稿日期：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