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感想.docVIP

一个学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即将结束，藉此机会写下自己的一点小感悟。一个学期以来，我对中国新闻史的认知与感悟，更多的是来自课外的阅读以及资料查找中，当然，课堂的知识传授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新闻史”这一词的理解。我认为对这一词的理解，是我能够深入理解中国新闻史，以及世界新闻史的一个前提。可能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我在刚接触“新闻史”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新闻传播或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可在某天某地，有人介绍我去拜读新闻理论的泰斗甘惜分的一片文章，现在模糊记得甘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大学新闻专业应该设置在史学门类上，而非文学门类”，当时只是为这一观点感到新奇而留下一点印象而已。在上《古代汉语》课时，偶然发现《史记》、《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具有新闻的5W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事件。更让我惊奇地就是，在我翻阅上学期所写的一篇《从史记看是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中，我看见了一个词——“秉笔直书”。这既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一个原则，但又何妨不是新闻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素质呢？突然之间，我脑中就出现了一句话“新闻与历史总是形同一体，难解难分”。 偶然之间，我似乎意识到“新闻史”又可以解释为“新闻与历史”。每每想到这，我越发感觉到“新闻与历史”之间联系之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过文明断层的国家，自然就会留下浩如烟瀚的史学巨著，如《春秋》、《左传》、《国语》……当然还有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除了这些煌煌巨著，中国还衍生出难以计数的民间野史，如大家熟知的《世说新语》。无论是在这些被列为正统的正史里，还是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野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这些史学著作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这是历史文学还是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它们两者的边界存在着极大地模糊。（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些文章是否具有“新鲜性”来判断。中国古代史界都有不写当代史的传统。） 当我查阅有关新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时，才发现，众多先贤已经对这问题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1923年，李大钊就曾经发文说过“新闻上所记的事，虽是片片段段，一鳞半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相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1] ，而且董桥也曾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既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为了保证定稿的真实以及表示对历史的尊重，新闻采访与报道就必须做到真实无误，不弄虚，不做假。古代的史学家极其重视才华、学问、见识以及史德，其实这四点也适合于新闻从业人员，有才华、有学问方能与采访对象深层次交流，才能在采访过程中得到采访对象的尊重，有见识才能让采访不落窠臼，而有了职业道德才能让自己在新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秉笔直书，这个被老祖宗刻在骨子里面的信条，也应该是今天新闻记者传承发扬的品德；传神的文笔，即如何用娴熟的文笔来展现事物，重现新闻现场，这也应该是记者技能学习的应有之义。 本学期，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拜读了埃默里父子与罗伯茨合著，展江教授翻译的《美国新闻史》。期间，经常不自觉地将美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作一些比较，也做了一些记录，现记录如下： 第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谈到美国新闻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自由”；而想到中国的新闻史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管制”。于是很多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新闻发展程度远远先于中国。（美国进入“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的近现代传媒时代比中国早将近两百多年，在很多方面，美国的传媒制度的确有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可是，这种脱离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得出的结论必然不会反映出真实的情况。在我看来，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史不能做如此简单的比较，“自由”与“管制”并无优劣之分，平常人所说的好坏只是利用的方式是否得当造成的而已。任何国家的新闻行业都必然的存在着“自由”与“管制”，所不同的只是哪个是主要的政策而已。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如此），农业社会的性质就使得专制统治有着其稳固的社会基础，在农业国家里，以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运作的，（如兴修水利），那就必须借助专制统治来筹集资源。与此政治经济模式相适应，媒体管理制度也要顺应历史要求。相比较而言，在美国，除了纵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相互分立）外，还实行纵向分权（联邦制）。美国政治学者将美国人的政治核心信条归结为民族与自由……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美国的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也以新闻自由为核心。[2] 我认为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了中美两国出现完全两种不同的新闻理念。一是两国的新闻有着截然相反的出身，中国的新闻是在封建主义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其政治地位是被隶属的；而美国的新闻与政治就像同胞兄弟一样，其政治地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