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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证明责任程度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桂亦威律师在我国，民事诉讼活动始终坚持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法院作为职权主义诉讼的主体有责任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以求主张事实之证据查证属实并作为最终定案依据。然则，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要想完全复原已经发生之事实是难以甚至是无法办到的。法官所为之诉讼行为只能尽可能的达到全面审查事实以接近事实真相。所以，在实际办案中，法官判案实则是认定事实程度问题，《民事诉讼法》63条、64条仅作为指导性原则的主张缺乏实践工具性意义，而且这样的模糊性立法安排不利于法官形成心证，导致司法判案标准不一或导致案件久拖不判。具有进步性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对证明责任问题及法官认定证据问题做了较为清楚的规定，正式在立法中汲取了“举证责任”制度。《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我国直接吸取西方国家有关证明责任“双重含义”的立法结果。按照德国学者格尔查和美国学者塞耶对“双重含义”的解释，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即理论界普遍认为的“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区分，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