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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思考 一、为何需要环境德行伦理? 由于效益论只讲究快乐大于痛苦的余额，而究竟是谁的苦乐，却与是非对错的计算与评估无关。因此，19世纪的边沁(JeremyBentham)与20世纪的辛格(PeterSinger)都主张，所有受到某种行动影响而具有感知的存有物(即有能力经验到苦乐的存有物)，包括非人类存有物，都应该在行动的评估中平等地受到考虑。辛格批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拥有特权的主张是武断的，这是一种“物种主义”(speciesism)，和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一样站不住脚。他把动物解放运动比拟为妇女的解放和黑人的解放。辛格反对环境哲学家把自然环境与其中的物种视为有内在价值，他和一般的效益论者一样，把快乐或利益满足的经验本身，而非那拥有经验的存有物，视为具有内在价值。同样地，对效益论者来说，环境中的非感知物，譬如植物、河流、山脉以及景观，都是环境保护论者道德关怀的对象，却都不具有内在价值，顶多只具有作为满足感知存有物的工具性价值［3］10。从效益论的观点来看，只要效益的满足大过挫折就是正确的行为。因此，猎捕鲸鱼以及为了象牙而猎杀大象，虽造成这些动物的痛苦，但仍然可能是正确的行为，因为根据效益论的算计，这种行为可以带给人类最大数量的利益满足，并超过牵涉其中的非人类存有物的痛苦。对照之下，义务论主张行为的对错大部分与它所造成的结果的好坏无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来，有好几条不同的道德规则或义务(譬如，不要杀人、不要说谎、要尊重他人的权利，要信守承诺)，只要遵守道德律本身就是对的，这跟结果无关。动物权的倡导者汤姆?莱根主张，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动物拥有被尊重的道德权利，后者在我们身上衍生出一种普遍的道德义务，不要把它们当作只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我们有道德义务不要伤害它们。莱根认为，像斗牛、商业打猎行为以及动物实验等行为都侵犯了动物的道德权利，它们其实都具有内在价值，应该受到平等尊重。这样，不管会产生怎样好的结果，它本身就是错的。究竟哪些动物具有内在价值，并因此拥有应受平等尊重的道德权利呢?莱根回答道:只要符合作为“一个生命主体”的判断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主体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充分条件，而成为一个生命的主体包含了感官知觉、信念、欲望、动机、记忆和未来感。与效益论与义务论不同，德行论强调道德品格的培养，而非个别行为的是非对错。德行就是我们做好事的道德理由，譬如帮助在急难中的朋友，仁爱与忠诚的德行就是道德行动的理由。德行论认为，行动的动机与正当理由是可以与行动者的品格特征分开的。与义务论与效益论将道德的焦点放在他人或世界的情况不同，德行伦理学的核心议题是如何获得圆满的人生，这也是道德行动者本人的中心关怀。过符合德行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获得美满人生的秘诀。由于德行伦理学关心的是个人的幸福生活，有人类中心论之嫌，对于它是否能对非人类的环境付出真正的道德关怀便受到质疑。也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主张幸福人生需要朋友与友谊，只有当我们真心珍惜、热爱、尊重和关怀自己的朋友，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友谊。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能把自然界当作目的自身来珍惜、热爱、尊重并关怀，这样才能够得享幸福美满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德行论是可以跟环境伦理学相结合而并行不悖的。在1970年代以来，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初步阶段，学者着眼于破除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谬误，在环境论述上多半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从主张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到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深层生态学等都是如此，而有关环境的公共论述几乎完全是以立法为目标，或以法律为框架的。因此，它往往关注的是哪些有关环境的活动与行为是合法的，或应该是合法的。毕竟我们可以禁止越野车在生态脆弱的地区行驶，并且也可以逮捕那些违规者将其法办。可是我们却不会立法处罚那些对生态环境冷漠或无感的人，而且没有人会因为没有积极参与环保而被告上法院。我们可以立法规范行为，却无法规范品格;而环境政策关心的是人们的行为，而非态度;而法院用的也是同样的标准。 但是，我们不能只从如此狭隘的角度看待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采取环保行动、推动环保政策甚至游说环境相关立法，都必须透过具有品格特征、态度与气质的人们来实现。当我们面对开发商铲平山头、填埋湿地、进行滥垦开发时，我们既要向政府检举，向民意代表请愿，或状告法院，或直接要求媒体舆论反对这样破坏环境的作为，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开发商的品格。的确，人与环境如何互动主要是由他对待环境的气质来决定的。而对许多人来说，鲁莽的环境开发可能的原因是人们的态度，误以为自然资源是无穷尽的，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想要改变人们对环境的态度与作为以及政府官员的环境政策，必须彻底地改变人们的气质与品格才行。而要促成正确的环境行动，培养适切的品格，就必须有与环境相关的德行。与环境相关的德行不是只有作为分辨并履行适切行动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