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妈妈”：阳光下的隐形人.docVIP

“艾滋妈妈”：阳光下的隐形人 从艾滋病被发现至今已经整整30年。 　　30年的时间里，作为艾滋病三大主要传播途径之一，母婴传播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如今世界上每天有大约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30年的时间里，“艾滋妈妈”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她们在恐惧中遭遇“封杀”，又在关切中悄然隐遁。如今，母婴阻断等医疗技术给“艾滋妈妈”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尽管如此，“艾滋妈妈”们依然如阳光下的隐形人，小心前行。 　　从1995年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5000名HIV感染者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留下足迹，这所广东省唯一专门收治HIV感染者的医院，见证了众多艾滋病患者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情景。 　　在这些HIV感染者中，有超过200位“艾滋妈妈”顺利在这里生产，在能够随访到的“艾滋妈妈”当中，婴儿无一例感染。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蔡卫平说，对“艾滋妈妈”的反对、质疑、接纳，一直伴随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现在的孕产环境和技术已日益成熟，但仍然需要社会给她们更多的空间和理解。 　　阵痛 　　相当长的时间内，“艾滋妈妈”一直面临着被流产的尴尬境地，对“艾滋妈妈”生小孩，大多数人态度明确：反对！ 　　1998年夏，广州市妇婴医院妇产科主任禤庆山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合作，为一位艾滋病孕妇进行引产手术。 　　回想起当时，禤庆山至今依然觉得那是一次冒险的经历。那是他第一次碰到艾滋孕妇，他和同行都有点发怵。在市八医院的一间临时产房里，禤庆山戴上摩托车头盔，穿上雨衣和高筒雨靴，对这位叫阿玲（化名）的艾滋孕妇做了羊膜腔穿刺引产手术。 　　手术后，禤庆山像虚脱了一样，很累很累。阿玲在手术中无奈、伤心、遗憾的表情让禤庆山记忆深刻。他在想：一个“艾滋妈妈”，为什么不能拥有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权利？ 　　事实上，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艾滋妈妈”一直面临着被流产的尴尬境地。社会对于“艾滋妈妈”生小孩也呈现明确的态度，那就是反对。 　　“艾滋病孕妇生小孩？生出来的小孩不就有艾滋病了吗？绝对不能！”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人听到“艾滋妈妈”生产小孩的第一反应。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生育，但卫生部门一般都会干预此事，通过计生部门扣发准生证。即便是引产手术，大多数医院知道是艾滋病患者之后也会果断拒绝，不敢接产，艾滋孕妇长期处于一种只堵不疏的状态。 　　“艾滋妈妈”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做妈妈的权利，滋生的问题众多。 　　对于临产的“艾滋妈妈”，医院大多会动员其进行流产，不生产婴儿就不会感染，这也是杜绝母婴传播的一个有效却又无奈之举。 　　“艾滋妈妈”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每天，世界上有大约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艾滋妈妈”生育在1999年前一直是一张空白的纸。蔡卫平称，当时由于研究和技术依旧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艾滋妈妈”生育问题的管理一直很混乱，医院也没有针对“艾滋妈妈”生育的措施和设备，同时缺少政策和社会的指导。在这张白纸背后，迫于社会的反对和歧视，绝大部分“艾滋妈妈”通常会选择流产。 　　但事实上，依然有部分“艾滋妈妈”铤而走险，选择向医院隐瞒感染HIV病毒的事实，冒险生育。禤庆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医务人员、对同病房的产妇、对新生儿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其实最怕的不是知道人家有艾滋病，而是不知道。”禤庆山说，如果社会不对这些HIV病毒携带者关心和接纳，她们只会隐瞒自己的病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这是当时经历的一段阵痛期。“我们怕她们，她们怕我们怕她们，只好隐瞒，这其实更可怕。” 　　直到1999年，随着早期母婴阻断技术在广东开始临床试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成功安全接产第一例“艾滋妈妈”，“艾滋妈妈”生育问题才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曙光 　　在随后的几年中，“艾滋妈妈”生产领域进步缓慢，医院每年接收的“艾滋妈妈”也就那么几例，并且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经历漫长的阵痛期之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最终还是跨出了为“艾滋妈妈”接生的第一步。 　　之后，“艾滋妈妈”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她们找到了愿意接纳她们的地方，伴随着质疑声和无法消失的歧视，她们依然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隐身行走。 　　1999年临近国庆节，一个叫小玉（化名）的女人快分娩时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当时当地各家医院拒绝为她接生。无奈之下，小玉向广州市卫生局求助。 　　是选择为这位孕妇接生，还是劝她做引产手术，广州市卫生局、CDC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度陷入两难境地。经过讨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最终接受这个手术，并且决定将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接生在小玉身上进行首次手术试验，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