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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中日公民道德教育研究班级1516 学号151201018 姓名周雄艳摘要：中日毗邻而处，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同属于“耻感文化圈”，耻感文化是中日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两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强大的控制力，已经根生蒂固的融入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但因为中日本土情况的特殊性，在耻感文化视角下中日公民道德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主要从耻感文化核心内容的差异、维持形式的差异以及耻感联系范围的差异来分析中日公民道德教育。日本作为亚洲最为发达的国家，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研究分析在耻感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公民道德教，对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也有启示作用。关键词：中日；耻感文化；公民道德教育中日毗邻而处，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儒家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公民道德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儒家文化相对于中国的“原生型”而言，是一种“继生型”文化，它的许多道德规范及其概念都直接借鉴中国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形成的，其“耻感文化”就是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体系而逐步形成的［1］。耻感文化是中日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耻德的修养深受中日两国公民所重视。但因为中日本土情况的特殊性，在耻感文化视角下中日公民道德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耻”在中国儒家的人格主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 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 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在外力作用下实现了自身文化内涵的突变之后形成的。从而中日公民道德教育在耻感文化不同下也有所不同。 一、从耻感文化核心内容的差异分析两国公民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国家和社会为了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的、具有基本公民道德素质的良好公民，对公民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法律等角度入手进行系统的、多元的和制度化的道德教育活动，将一定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内化为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培养公民的道德观念，形成公民的道德行为。中日两国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过程中，都把弘扬和继承儒家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摆到了应有的位置，并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造，赋予了儒家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耻感”是耻感文化作为核心内容，再把它核心化则为“耻”，即什么是耻的问题。在什么是耻这个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上，中日指向了不同的维度。从不同维度来分析中日公民道德教育的不同。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耻”主要有三个指向：一、孔子把耻和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相联系，希望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2］《为政》篇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意思是说 “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治理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就会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简单地说，道德有其底线原则，这种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耻辱感来完成的。二、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论语宪问》中：“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4］就是说，不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应该把个人的贫富荣辱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起来，以国家的无道为耻，把国家的振兴看做自己的一份责任。三、孔子把“耻”与“信”相联系，以“不信”为耻。孔子认为人应该言而有信，不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正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5］在日本儒家文化中的“耻”则存在另外的三个指向：一、把耻与等级秩序规范相结合，“犯规即耻”。古代的日本一直保留着“分封制”的传统，相应地也形成了比中国更为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分为皇族、贵族、武士、农民、匠人、商人、贱人，每个等级都是世袭的，都有各自的行为规范。［6］不能僭越，如有僭越，就是一种耻辱。二、把耻与日本的“情义”相结合，“失情义为耻”。“情义”是日本独有的道德范畴，它近似于“义务”，但又不同于义务。在日本，“情义”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意思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沾污的责任。对日本人来说，如果失掉“对社会的情义”，会被世人谴责，这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失掉“对名誉的情义”，则更是一件无比可耻的事情。［7］因此日本人为了“对名誉的情义”，会不惜牺牲其他任何道德原则。三、把耻与基本的道义相结合，“失道义为耻”。对基本道义的违背，哪怕是出于一种人性的本能，也是被社会所不能容纳的，因为它触犯了日本文化的基本信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