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讲.docVIP

第4讲 十七年小说（二）:知识分子写作 【本讲要点】 知识分子写作是对五四写作（初期历史化）传统的守护，但在革命传统（充分历史化）排斥、收编与改造的现实压力下，它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书写规范。这一过程以1956年知识分子写作的全面“出击”及骤然失败告终。此后，它或者彻底转型为党的写作，或者快速后撤直至彻底转入“地下”。  【1】 概述 ●“知识分子写作”，系指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要内容、较具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写作倾向。 ● 自由主义的集体隐失。朱光潜、废名、沈从文、李健吾、“九叶诗派”等大都进入大学与研究机构。 ● 革命内部对于异端的排斥与清理：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限的》、白刃《战斗到明天》、路翎小说。 【2】 “百花文学” ● 1956年5月，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背景：苏联“解冻”文学（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 中国“解冻”时期：1957上半年。史称“百花文学”、“干预小说”。 ● 代表作品：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等。 以及：《小巷深处》（陆文夫）、《美丽》（丰村）、《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柳溪）、《在悬崖上》（邓友梅）、《内奸》（方之）、《芦花放白的时候》（李准）、《田野落霞》（刘绍棠）等。 ● “百花文学”较有计划“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拥有理论口号：“干预生活”。 该理论承续五四“写真实”传统，亦有苏联“干预生活”口号的启发。揭发时弊、关切社会问题是其重要内容，要求文学向“艺术”回归，向个人情感及其美学回归，要求藉个人价值再次发现细腻、温柔之美学趣味，是其主要艺术特点。 1957年嘎然而止。“文革”后成为“重放的鲜花”。 【3】杨沫与《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1950-1958）是知识分子集体溃败以后一部继续以知识分子人生、情感与命运为内容的长篇小说。由于作者杨沫对严格的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写作方法的摸索，这部小说尽管一度面临批评的危险，但终得文界权威的热心保护，由之进入“红色经典”的行列。 ● 背景：三四年代地下党，杨沫、张中行、杨荫渝。 ● 《青春之歌》故事较为单纯，写了一个女人（林道静）与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故事，同时又写了一个自然、缺乏先进历史本质的人（初时“白色”的道静）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并通过其中的性别隐喻，象征性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中的生成。 ● 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 如林道静、江华初次见面之描写。 这段谈话的奥妙所在：江华在给林道静一种启示，启示她用一种新的现代的方法观察社会。方法带来区分，有了区分，革命才能开始。 《青春之歌》单纯，却又复杂。 【4】 “百花”之后的调零 1957年“反右派”运动。 知识分子写作分化。 其一，归化于党，如《青春之歌》，以表现知识分子在党的引领下“成长”的故事为内容； 其二，退至边缘，如60年代的边缘写作，以撤出现实题材进入历史题材为自我保护，如陈翔鹤之《陶渊明写〈挽歌〉》（影射62年“庐山会议”）、《广陵散》，黄秋耘《杜子美还乡》，冯至《白发生黑丝》等隐微之作。 “文革”期间，这类写作进一步退缩，直至转移为“地下”写作，如老作家们的所谓“潜在写作”，如穆旦、曾卓及新起的知青文学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