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复旦大学)晚明思想解读.docxVIP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 第五章 晚明思想 . 第一节 顾宪成与高攀龙 1604年，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 仿朱熹的《白鹿洞规》，制定《东林会约》，以此为标志，结成了东林学派，形成 了一股新的学术势力。他们在以理学为正宗以及在书院讲学的形式下，积 极展开讲学活动，招徕朝野人士、远近乡绅，“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 顾宪成本传》），使得讲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东林学派的政治和思 想活动对晚明社会及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第二节所要讲的明 末大儒刘宗周更是继之而起，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清算和修正。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 士，授户部主事。此后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官仅止于吏部考功司主事，万历 二十二年(1594)因与中央权臣在政见上的抵牾，被革职为民。此后一生不 复为官，与高攀龙等人引为同志，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从事讲学活动。顾宪 成早年曾从师薛应旃，薛曾是王阳明弟子欧阳德的门生，但薛对王学多有批 评，其思想偏向于朱学。他将自己编订的《考亭渊源录》这部表彰朱学之书 授给顾宪成，希望他来日担当起复兴朱学之大任。顾还自称私淑方学渐，方 受学于耿定向，在思想上推崇王阳明，但对王门后学却持批评态度。可见， 在顾宪成的思想背景中既有王学因素，同时又有朱学的影响。顾宪成的著 作有《顾端文公遗书》、《泾皋藏稿》，其中《小心斋札记》（以下简称《札记》）、 《证性篇》等为主要哲学著作。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与顾 宪成齐名，世以顾、高并称。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不久 便因直言，与权臣不合，谪广东揭阳典史。后因服母丧，家居不仕近二十六 年。直到天启元年(1621)复出，先后任光禄寺卿，左都御史。天启五年，宦 官魏忠贤等以结党等罪名，对东林党人开始了大肆镇压，高攀龙被削籍为 民，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逮而惨死狱中。次年，继而下令逮捕高攀龙、黄尊 素等七人(史称“七君子”）。高攀龙闻悉，遂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尽。高攀 龙一生学无常师，与江右王门的传人罗懋忠、萧自麓等有来往，受到江右王 门“归寂派”所传的“主静”之学的影响，并推崇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的为学方法以及薛瑄的“主敬”思想和李材的“止修”学说。曾自筑“水居”， 作为静坐读书之所，并作《复七规程》，推行七日静坐法。可见，在他的思想 中主敬涵养与静坐体验是互为关联的。不过总体说来，其思想偏向于程朱 理学，同时又有折中理学与心学的色彩。他在晚年，编成《朱子节要》一书， 以宣传朱学为己任。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高子遗书》(《四库全书》本）。 一、心学批判 对于阳明的致良知说顾宪成和高攀龙都基本表示赞同，顾曾指出：“或 问阳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驳之者，予不敢以 为然也。’”(《札记》卷十一)并表示赞同高攀龙的观点，认为《大学》所讲的 “明明德”之工夫“即是致良知”。顾宪成进而强调，一部《传习录》也应当从 这一角度来进行解读(同上书卷十）。髙攀龙则指出：“姚江(按指阳明）天挺 豪杰，妙语良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高子遗 书》卷九上《崇文会语序》)然而，对于阳明的某些观点及其心学流弊则有严 厉批评，主要集中在“无善无恶”说这一点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无善 无恶的批判，乃是东林学派诸子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基本共识。顾宪成在 重新恢复东林书院，制定《东林书院院规》之际，就明确提出“以性善为宗”， 并规定“恪尊洛闽”、“以朱为宗”。高攀龙也指出顾宪成“辟东林精舍”，旨在 “讲明性善之旨”(《高子别集》卷六《顾泾阳先生小传》）。显然，在当时以“性善”为标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孟子的性善宗旨，而是针对心学派大肆宣扬 的“无善无恶”说，目的是“以性善’扫除‘无善无恶”’(《札记》卷十六）。 顾宪成认为，无善无恶说是造成当时思想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邪说。 他指出： 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 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合下便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 高明者入而悦之……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同 上书卷十八） 这是说，无善无恶将导致两大弊端:“空”和“混”。“空”是指性中一切无有， “混”是指取消一切差别。由前者之弊终将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以仁义为 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 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励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 者矣。”由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