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式的差异看中国的启蒙.doc

从中西文化模式的差异看中国的启蒙 代治洁 西方的现代化以启蒙运动为前提，在启蒙的基础上展开。因为启蒙，西方才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和人权；因为启蒙，才有自由的科学探讨和学术争鸣，因而才有科学理性主义。启蒙使西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整个人类告别中古时代，进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转折，有人称之为从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进到科学阶段（孔德），有人称之为从信仰时代进到理性时代（弗洛伊德等）。毫无疑问，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现代化建设，正在实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艰难的转型。人们自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否也需要一次启蒙？是否完成了这样的启蒙？ 一、关于中国的启蒙问题，学术界大体有三种看法： 一种观点是把以“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思想家自身即有意识地仿效西方，在中国进行启蒙运动。学术界的传统观点也把“五四”理解为中国式启蒙。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根据：“五四”思想家致力于“新民德”、“开民智”的工作，他们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对以孔孟之道为首的旧文化进行了清算。这对促成中国文化的转型，促成主体的觉醒起了“筚拨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但是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如果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启蒙，为什么会有从“反右”到“文革”的“集体的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语）？人们为什么如此沉湎于小生产的乌托邦？为什么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倡明、民主和法制建设如此艰难？为什么主体意识沉沦和人格扭曲还那么普遍？人的价值、尊严和基本权利经常被漠视？为什么政治神坛仍摇而不坠？ 持第二种观点的是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新启蒙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启蒙，因为中国当时保种图存的民族生存危机使我们不可能作冷静深入的历史反思（“救亡压倒启蒙”），历史让我们选择了激进的而非理性的道路。当代知识分子应循着中国现代史的深层逻辑，用创造性的历史工作重新把握现代性，把中国引向世界。这种意见的合理性在于它看到了中国文化启蒙的不自觉、不系统和不彻底，看到了中国文化仍然需要继续启蒙的某些未竟事业；但是完全否定“五四”在启蒙方面做的工作，否定自维新、“五四”以来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启蒙意义，未免有失偏颇。 第三种观点是余英时先生所作的相对主义解释。余先生看到中、西文化的价值模式是不同的，中国文化走“内在超越之路”，西方文化走“外在超越之路”，因而走向现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就不同。西方“由圣入凡”的启蒙在中国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五四”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这一差别，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搬到中国来了。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因此‘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 余先生对中西文化价值系统的差异作了深刻分析，并论证它们在现代化的转型中的命运不同，这独具慧眼。但是他犯了自己所批评的同样的错误：只要没有西方文化的某某问题，就无事可做了。这实际上从否定性的角度照搬了西方的标准，同样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他者化”。 二、究竟如何看待“五四”和中国的启蒙？中国是否需要启蒙以及是否完成了启蒙？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是17至18世纪欧洲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发韧于牛顿、洛克、笛卡尔，至法国启蒙思想家达到顶峰的科学、民主、人权等理性确立的运动。 前启蒙时代的哲学是启示哲学、信仰哲学。安瑟尔谟的话典型地代表了它的实质：“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所以，前启蒙精神是一种依附精神、蒙昧精神、崇拜异化物的精神，这种精神表明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人格。 启蒙精神则是自主精神和理性精神。康德的话典型地代表了它的实质：“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启蒙的箴言是：“敢于明智！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悟性！” 启蒙让人独立地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人们相信，只要正确地运用这种能力，我们就能洞察宇宙的奥秘；启蒙让人独立地和自由地拥有自己的主体人格，独立地和自由地行使人的基本权力。人们相信，人的这种人格、价值和权力是生而平等的，只有当人们普遍掌握了自己的天赋人权，这个社会才是文明的。 问题在于，西方的启蒙是否适宜于其他文化？易言之：人类是否曾经有过普遍的不成熟状态，因而从这种状态中挣脱出来是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为什么？人作为自觉自由的主体站起来，创造和发展文化的过程，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主体意识晦昧到主体意识觉醒、由异化到复归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人类文明早期，由于技术、生产、主体性和理性能力的低下，人们无法把握整体的、超验的和异在的力量，渺小、孤弱、困惑、迷茫、恐惧等感受必定痛苦地袭击着先民，因而人们需要伟大的庇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