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对经济欠发地区工业化的影响_第2页_中国论文下载中心_经济其它相关论文_经济学论文制度因素对经济欠发地区工业化的影响_第2页_中国论文下载中心_经济其它相关论文_经济学论文.doc

制度因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影响 作者：赵雷　尚蕊 - 　　首先按照人均GDP 标准(表2)，两市都在1999年达到工业化前期水平；安阳在2005年人均GDP超过了10 000元，迈进了工业化中期的水平；而开封市2005年人均GDP仅8 570，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 　　其次我们对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例(表4)进行比较，2005年开封第二产业比重刚刚达到4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高达近30%，说明开封的工业化水平还停留在从起步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时期；安阳的第二产业在1995年已达到53.2%，但第三产业比重在这十年变动了不到10%。2002年，安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现处于中后期阶段。 　　通过对人均GDP和三次产业所占GDP比例的比较分析，得出一致的结论：开封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而安阳已进入了中期阶段，迈入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因此，笔者认为两市工业化阶段不同是造成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下文我们将比较两市第二产业发展进程，以揭示其发展阶段不同的原因。 　　 　　三、安阳与开封第二产业发展比较 　　 　　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比较来看，两市经济差距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的差别。正是第二产业发展迟缓，造成了开封的落后。为什么同样是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二产业差异会如此之大？首先对两市轻重工业产值的比值进行分析。 　　总体看，两市轻工业与重工业产值的比值在不断缩小。按霍夫曼理论，随工业化进程，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减小。安阳的霍夫曼系数远低于开封，其重化部门所占比重相当高，已从一个老轻工业基地转变为一个重化工工业部门为主导的重工城市。而开封的轻工业所占比重大于重化工业，直到最近三年其比值才降到0.8左右，与15年前安阳持平。从工业内部的比例上反映出两市工业化路径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与当地政府发展战略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地企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这可以从两市对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差异得到证明(表6)。开封为什么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例这样低？从政府与企业关系来看，地方政府经济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会影响到企业发展，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投资，很大部分要靠地方财政。虽然两市人均GDP水平在1990年相差不大，但两市的财政收支水平有巨大的差异。财政收支水平是一个地方政府经济能力的体现，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地方政府财力由经济实力所决定，继而反过来又形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据表7、表8，安阳财政收入和支出呈明显上升趋势；相比较而言，开封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安阳，且绝对额也低于安阳。在GDP相差不大的1990年，两者财政收入相差近一倍，2000年之后两市的财政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其原因主要是工业收入的差别。开封财政支出虽较安阳少，但与收入相比，也处于透支状态。 　　 　　四、相关结论 　　 　　开封和安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化路径的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 　　1.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同。开封作为老工业基地和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发展定位上，旅游与工业频繁换位，抓不住重点，一度还提出旅游兴市战略，虽然旅游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但忽略了对工业的投入，错过了工业发展的良机，造成开封工业的相对下滑。相反，同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安阳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始终把工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中心，坚持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 　　2.轻重产业发展的差距。经典的工业化过程，都要经历“农业—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轻重结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一度基础良好的开封没有能够发展到更高的重化工业阶段；相反，安阳却形成了以钢铁为核心的重工业产业，并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这其中自然有企业自身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市场的适应问题，但开封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也是重要原因。 　　3.思想意识的不同。同为古都，安阳和开封在历史文化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开封的“皇城根文化”、“市井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思想上的封闭落后也是造成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中，由于文化观念的影响，当地居民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思维中，抵制改革的情绪严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严重不兼容，造成了转型进程，尤其是企业改革的滞后。 　　4.政府财力的差异。开封的财政收入远落后安阳，在财力有限情况下，财政支出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一方面，企业生产设备无法更新，产业结构无法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投资环境难以改善，从而造成工业水平持续下滑。另一方面，工业的下滑，企业利润的减少使得财政收入的税基减小，财政收入增长有限。从而开封在财政收入和工业化水平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了“低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