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生问题研综述·刘江荣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生问题研究综述·刘江荣.doc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 刘江荣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本文以中国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立论基点，以概念演化与区分为着眼点，选取农村金融生态问题为综述对象，分析指出其概念的生成在哲学及方法论层面涉及复杂性思想和系统学方法，理论内涵较为丰富；其理论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领域最为突出；因此农村金融生态相关研究值得民族经济学相关研究者高度关注，追踪研究。更重要的是，本文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人文精神的多元性并存，尤其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农村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在广大民族地区至今尚无质性变化，这一点是理解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相关问题的重要破题孔道。 关键词： 民族地区 农村金融生态 研究价值 一、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特殊性 研究中国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并试图以理论探讨展演其特殊性，就不得不触及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等一系列以民族为必要内涵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潘光旦先生的相关研究对笔者理解本文的中心问题启发甚大。潘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据一部分的人类学者的见解，是世界各民族中比较最后演化的一个，论理在体力智力上也应该是最进步的。” 进一步地，他以人文史观和民族元气两个核心概念批判地审视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后天失调”问题，这对于我们研究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具有思想智慧层面的统摄启迪作用。更进一步，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症结恰在于历史累积的“先天不足”与晚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在农村金融领域突显出的“后天失调”并存，导致中国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元气不足”。 少数民族，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承认并以法律、政策确定的社会范畴，是新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重要环节。少数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与其他民族一样，都以经济为基础。 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侧重点是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处于少数的民族的经济问题，具体包括某个或某些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特点、发展模式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关系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研究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即把一定地域范围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个地域居住的可能是单一民族，也可能是几个或多个民族，是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结合。 本文研究关涉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区位因素与人文民族因素相结合所衍生出的具有综合特殊性的农村金融问题。 就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历史和一般性而论，赵崇生（2008）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金融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进过程。早在封建社会初期，一些初始的金融（信用）安排已经出现，然而这些传统的金融形式并没有发展演变为现代金融制度。建国以来，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为标志，农村金融体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进。一般地，金融部门可以分为正式金融（Formal Finance）和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两部分，这两种金融活动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克洛普（Kropp，1989）认为，正式金融是指受到国家信用体系——一般是中央银行的控制和金融法规约束的金融活动，非正式金融则可看作是在这两种限制之外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这两种市场上，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更重要的是，借贷资金很少能够实现跨市场流动。在50多年的演进中，农村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分别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村发展也造成了各不相同的影响。 进一步地，周立等（2009）研究指出，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要而论之，根据张余文（2005）的研究，1979年，中国同时面临着两个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 更进一层，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转型始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1898），存续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质变于中国共产党人统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凸显于邓小平决策的“改革开放”（1978）。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生成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问题及其特殊性。总而言之，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农村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而地广人稀；由于经济发展自给性特征突出而族群意识鲜明；由于社会文化意识自洽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而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与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