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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假使我又起身争辩，说这些进言有损于国王的光荣和安全，因为不但国王的光荣，而且他的安全，系于老百姓的富裕，而不是系于他自己的富裕。假使我还指出，老百姓选出国王，不是为国王，而是为他们自己，直率地说，要求国王辛勤从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不遭受欺侮和冤屈。正由于此，国王应该更多关心的是老百姓的而不是他个人的幸福，犹如牧羊人作为一个牧羊人，其职责是喂饱羊，不是喂饱自己。 “事实的确如此，这些谋臣的错误在于认为，百姓穷就导致国家太平。然而在叫化子中间不是争吵最多吗？还有比不满意生活现状的人更急于造反的吗？还有比一无所有的人更不顾一切极力去捣乱、想混水摸鱼的吗？如果某一国王被老百姓轻视憎恨，为了镇压他们，不得不从事虐待、掠夺、查抄、把他们沦为乞丐，那么，他的确倒不如辞去王位，免得由于保持王位而采用那些手段，徒有国王之名，毫无尊严可言。国王所统治的不是繁荣幸福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还象什么话。这点正是正直高尚的腓布里喜①的意见，他答复别人说，他宁可治理富有的老百姓，不愿意自己富有。 ①腓布里喜(Fabricius，？—公元前约250)——罗马执政官，以清廉著称。——中译者 “诚然，要是一个人享乐纵欲，周围却是一片呻吟哀号，那就意味着他不是管理国家的，而是管理监狱的。总之，给人治好头病却带来脚病的那是庸医，同样，为了改善公民的生活而必须夺去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的人，应该承认他自己对治理自由人民是一个门外汉。 “是的，一个国王应该力戒惰与傲，这两个弊病一般使他无从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人。他必须量入为出。他应制止危害及罪行，正当地引导人民，与其各处有犯法行为而事后加以惩处，不如事前防止。时效丧失的法律，特别是长期不用而视同可无的法律，他不应轻率地付诸实施。他不能借口处分违法乱纪而没收法庭不容私人占取的财物，因为这是一种讹诈。 “假如我又向他们提及马克里亚人①的法典，这将会怎样呢？马克里亚人住的地方距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登位的一天举行庄严的献祭，宣誓他内库的黄金或白银在任何时候值价不超过一千英镑。据说，这条法律是一位很贤明的国王制定的，他对国家的福利，比对自己的财富还更关心。这个立法是用以防止聚敛财富致使百姓陷于贫穷。那位国王认为，这笔库存已够使他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但又不至于多到诱使他侵犯他人的所有物。防止最后一点是制定这条法律的主要目的。他还考虑到，这对于民间日常交易所需通货的可能缺乏又是一种预防措施。此外，他觉得，凡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数字限制的金额，他必须从国库中交出，这样，他就无须索取不义之财了。这样的国王就会使坏人害怕，好人爱戴。总而言之，如果我把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见，强加于另有其看法的那些人，这岂非对聋子说道吗？” ①马克里亚人(Macarians)——本希腊语，意谓快乐的人。——中译者 “的确是面对聋子，”我表示同意说，“老天在上，我丝毫不奇怪。老实说，你既然肯定人家是聋子，我以为你无须把你的意见强加于他们，无须向他们提出建议。他们已有不同的信念先入为主，你这种不同寻常的见解对他们何益，能打动他们的心弦吗？在熟朋友中彼此聊天，你这套经院式哲学是不失为有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大事左右一切的国王会议上，你那些想法是没有地位的。” “我说哲学与统治者无缘，”他回答说，“正和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是，”我说，“诚然不错。与这套经院式哲学无缘，因为这种哲学认为它是到处都可适用的。可是还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脚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①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②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如果你搀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 ①普劳塔斯(Plautus，公元前254？—184)——古罗马喜剧家。——中译者 ②《屋大维娅》(Octavia)——古罗马的一部悲剧，混入哲学家辛尼加(见本书第11页注)的稿本中，其实这个剧并不是辛尼加的作品。辛尼加当过罗马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的教师。尼禄因故不喜其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后将其处死，辛尼加对尼禄意图遗弃妻子提出了抗议，尼禄不顾，所以这场争辩是无益的。这个剧冗长而沉闷枯燥，又有过于浓厚的悲哀气氛，故此处云云。——中译者 “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对国王召集的会议也是这样。你如不能根除坚持错误的成见，不能称心满意地治好积久的弊端，你切不可因此就抛弃这个国家。正如你不能因为控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