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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豁免立法的必要性探析 　　摘 要：国家频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使往来中的矛盾激增，中国政府在外国被诉的案件也随之增多。国家豁免问题逐渐凸显来，然而中国豁免法的缺失难以满足我国的发展需求。采取限制豁免主义符合当下中国基本国，顺应国际发展大环境。因此，中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切实维护国家及其公民法人的利益。 　　关键词：国家豁免法；绝对豁免主义；相对豁免主义；立法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法领域中具有古老历史渊源的问题――国家豁免，在21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家商业行为的频繁，国家豁免成为国家往来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来表明本国的豁免立场，1976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1978年英国《国家豁免法》最具典型，明确表示其限制豁免主义的立场。但我国未对国家豁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对于国家豁免立场的态度仍不明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贯主张“绝对豁免主义”。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晚清时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欺凌，使得西方强国取得“法外治权”，对晚清政府的司法主权进行肆无忌惮的践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强烈的主权意识使中国采取绝对豁免主义。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成为新兴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高。随着中国主权地位的日益巩固以及在国际间往来活动的日益频繁，一系列以中国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为被告的案件随之增多，将国家豁免问题推向了时代前列。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仍然坚持绝对豁免主义势必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阻碍。从有关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外交实践看出中国的国家豁免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从2005年中国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签署可以看出我国有向相对豁免主义转变的倾向。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全面系统的国家豁免法，有关豁免的规定仅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规中。遗憾的是这些规定都未涉及到国家豁免本身的问题。这种立法现状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实际需求。我国的自然人和法人无法向国内法院对他国提起诉讼，只能到他国法院起诉，这不仅增了加诉讼成本，同时也使我国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我国法院在处理国家豁免问题的案件时更是无法可依，在国际交往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中国应根据时代环境的变迁，重新慎重的对国家豁免规则进行审视。结合签署的《公约》和国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充分考虑中国的自身价值和利益取向，对国家豁免的问题进行立法。一部明确完善的国家豁免法在维护我国自然人和法人与他国进行民商事交往中不受非法侵害的同时，还能使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有一个明确预期，保证他们在经济领域与我国政府发生争端时能够顺利地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救济①。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以适应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维护国家及公民法人的利益。 　　二、中国国家豁免的相关实践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国家豁免法，对国家豁免问题的态度时有摆动。所以要明确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态度，必须要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以及外交实践进行分析。 　　（一）立法实践 　　中国有关国家豁免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其他的法律规范中，而对国家本身的豁免问题，中国并无专门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2013年进行了修改补充，并于2014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但在涉外民事程序方面没有做任何变动和调整。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国家豁免原则只字未提，仅规定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明确了外国驻中国使馆及其使馆人员享有豁免权。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第10条规定外国军用船舶或者用于非商业目的的外国政府船舶在通过我国领海时，违反我国法律的，我国相关主管机关有权令其立即离开领海并对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承担国际责任。这表明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军用船舶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外国政府船舶享有豁免。2005年《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对外国中央财产的司法强制措施豁免做出相关规定，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给予财产保全和执行的司法强制措施的豁免，但外国中央银行或者其所属国政府书面放弃豁免的或者指定用于财产保全和执行的财产除外。 　　可见中国关于豁免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外国军舰、非商业用途政府船舶以及外国中央银行。但中国对于自身的国家豁免立场并未言明。 　　（二）司法实践 　　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中国政府在国外被诉的案件骤增，这一系列案件无不反应中国政府对